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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初到时２０世纪前期人权思想的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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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叶，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接近完成，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资产阶级也不断加强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这些引起了工人阶级的抗议和反抗，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抽象人道主义及其人权学说的局限性和虚伪性日益为先进知识分子所认识，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一批革命知识分子正是摒弃和批判了抽象人道主义和人权学说，才创立了唯物史观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阶段的这种经济政治形势导致了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衰落。
第二阶段的人权学说则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资产阶级人权学说丧失了其进步性，理论上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并逐渐成为攻击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工具。随着资产阶级取得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就日益加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起来。19世纪上半叶就爆发过多次工人阶级的起义。人们发现他们追求的理想共和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代名词，自由、平等、人权不过是富人剥削和压迫穷人的遮羞布。启蒙学者的人权学说渐渐失去了它的全民性的光辉。但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未抛掉人权这杆旗帜，而且发明了人权学说的新的用途：露骨地用人权学说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人权学说批判的矛头从封建统治阶级转向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国家。由于国家发展情况的复杂性，有的思想家并没有失去启蒙学者所具有的风采，例如意大利民主革命家马志尼，为解放黑奴而牺牲了生命的美国总统林肯，他们著作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爱护，但这一阶段的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主要特色是日趋反动，以人权学说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有人在。例如教皇利奥十三民在他的《劳工问题通谕》中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谬误"，宣称私有制出于人类天性，鼓吹工人与资本家合作，谋求共同幸福。又如波普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认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与国家学说的根据的是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即"最无耻最野蛮的剥削时期",他也反对用"人类自由的原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权"、"自由地缔结有利的契约" 等为这种资本主义辩解，但他认为这种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完全是马克思的假设，实际并不存在，或者说，19世纪还存在过，而现在已经为有计划的国家经济干预所取代了。但"干预主义是极其危险的"，"只有自由才是可靠的保证"。这样，波普就回到了资产阶级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立场，维护了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并回答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利担是另一位公开批判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人权学说捍卫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是20世纪著名的新托马斯主义者，鼓吹"以上帝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他在《人权与自然法》一书中把人权分为个人权利、公民权利和工人权利，好像他十分重视劳动人民的权利，但这种重视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从看重经济技术的旧的社会主义观念和集体主义观念中摆脱出来，使"工人与雇主处于公正的关系，在雇主面前作为成人，而不是孩子或奴仆"。显然这是为了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
第二，与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相对立，马克思主义人权学说异军突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是人道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启蒙学者的人权学说持肯定和赞许的态度。当他们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时，他们批判并抛弃了人道主义历史观，但并没有否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道原则。他们揭露了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阶级性，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权概念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但并没有一般地否定人权概念。他们认为，人权概念是历史性概念，离不开社会经济制度。在私有制条件下，自由、平等、人权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真正的自由、平等、人权必须以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消灭为前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这些思想为建立科学的人权学说开辟了道路。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关于人权的论述着重于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批判，而不是从正面去建立人权的系统理论。苏联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兴旺的景象，但对人权的研究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前没有根本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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