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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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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对立阶级之间,不可能同等地享有自由、平等等人权。阶级社会几乎是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而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2、只要阶级没有消灭,私有制仍存在,就不会有平等。)
1.对立阶级之间,不可能同等地享有自由、平等等人权。阶级社会几乎是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而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8页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末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几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统治阶级是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的——也应该是好的。所以文明时代愈是向前发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举行叛乱,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
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面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象它对于过去那样,那末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靡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175页
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
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可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在首都起义成功或军队哗变时,可以一下子打倒剥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极罕见极特殊的场合,剥削者是不能一下于消灭的。在一个稍微大些的国家中,决不能一下子剥夺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只有作为法律行为或政治行为的剥夺,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需要的是在事实上铲除地主和资本家,在事实上用另一种由工人对工厂和田庄的管理来代替他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因为剥削者世世代代又受教育,又有富裕的生活条件,又有各种技能,而被剥削者大众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闭塞、无知、愚昧、胆怯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高超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群众,是跟着并且会跟着剥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证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为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这一点被极其傅学的考茨基“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重大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对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用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叫苦连天,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象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拼命的激烈战争的时代,当历史把千百年来的特权的存亡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竟谈论什么多数和少数,什么纯粹民主,什么专政没有必要,什么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要愚蠢到什么地步、庸俗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啊!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54—256页
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应当承认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中,“自由”和“平等”只能表现为而且从来就表现为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资本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你们在口头上都是承认这本书的)中,千百次地阐明了这一点,嘲笑了对“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这一点的边沁分子的庸人,揭示了这些抽象概念的物质根源。
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就是说只要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对工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实行雇佣奴隶制是资本具有无限权力,是资本压迫劳动。这是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可是“有教养的”先生们,你们竟把这个起码常识也忘记了。
从这个起码常识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当阶级斗争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只有傻瓜和叛徒才会用空谈“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来支吾搪塞。事实上,一切都是由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局来决定的,而中间的、中等的阶级(包括全体小资产阶级,因而也包括全体“农民”)必然动摇于两个阵营之间。
问题在于这些中间阶层归附哪一个主力——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有另一种情形,谁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的学说,丝毫不懂得社会主义,谁实际上就是盲目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庸人和市侩。谁懂得这一点,谁就不会让自己受“自由”和“平等”的空谈所欺骗,谁就会想到和谈到实际问题,就是说,会想到和谈到那些使农民同工人接近,使他们结成反对资本家的联盟,使他们达成反对剥削者、富人和投机者的协议的具体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建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这是在特殊环境中,即在激烈的内战环境中形成的特种联盟,这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和其动摇的同盟者的联盟,有时则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中立者”的联盟(那时,联盟就由斗争协定变为中立协定),这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精神各方面互不相同的阶级的联盟。只有腐朽的“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的腐朽的英雄们,如考茨基和马尔托夫之流,才能用“自由”“平等”和“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等一般词句,即用商品经济时代思想行囊中的只言片语来支吾搪塞,而不去研究这种联盟的具体形式、条件和任务。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6月2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61—363页
苏维埃宪法清楚地表明俄国革命作出了什么贡献。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对这个经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原来的各类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是拥护苏维埃政权还是反对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说,要么是拥护资产阶级政权,拥护民主,拥护那种许诺饱食者同挨饿者平等、资本家同工人投选票平等、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以掩盖资本主义奴隶制的民主形式;要么是拥护无产阶级政权,拥护对剥削者的无情镇压,拥护苏维埃国家。
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3月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17页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已,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5—1476页
2.只要阶级没有消灭,私有制仍存在,就不会有平等
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不许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权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从而打垮了行会师傅的威风。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威力以后,也就摧毁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了第一个阶级以后,它就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个阶级。这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实现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君主立宪的形式。在君主立宪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他们的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力,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5页
资本是一种集中的社会力量,而工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劳资之间永远不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缔结协定,即使在物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同活的生产力相对抗的社会看来的公平条件下也不可能。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220页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年1月13日[2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96页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无论怎么说,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必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的利益、剥削者的利益。只要闭口不谈这些问题,不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话和伪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用形式上承认自由和平等来掩盖工人、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居民在经济方面事实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列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920年11月4日和12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23—424页
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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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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