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

　　（概述：１、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特权制度，建立自由平等的王国，以人权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理想化王国不论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没有能够超出时代的限制。２、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但公平偏在资产阶级一边，平等是以金钱特权代替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３、资产阶级使国家摆脱宗教而获得政治解放，从社会发展来看，这是一大进步。政治解放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不能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４、同封建主义相比，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但这咱民主制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实质上只是富人的民主。５、……６、……７、……）

　　1.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封建特权制度，建立自由平等的王国，以人权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理想化王国不论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没有能够超出时代的限制

　　承认自由的人性？犹太人不只是想力求承认，而且真的是在力求承认“自由的人性”，这种“自由的人性”就是在所谓普遍人权中得到典型的承认的那种最“自由的人性”。鲍威尔先生自己则以为，犹太人力图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正是说明他们力图获得普遍人权。

　　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向鲍威尔先生证明：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不过是承认利己的市民个人，承认构成这种个人的生活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不可抑制的运动；因此，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

　　已经向他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而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现代国家既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不得不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它就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来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可是，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以及赋予犹太人以“人权”，这是一种双方面相互制约的行为。当里谢尔先生顺便谈到行动自由、居住自由、迁徒自由、经营自由等等时，就正确地阐明了犹太人力图使自由的人性获得承认的意义。“自由的人性”的所有这些表现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得到了极其肯定的承认。犹太人就更有权利要求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因为“自由的市民社会”具有纯粹商业的犹太人的性质，而犹太人老早就已经是它的必然成员了。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4—145页

　　鲍威尔先生认为，他在废除特权的同时，也就废除了特权的对象。针对马丁（杜·诺尔）先生的声明，他指出：

　　“如果不存在特权宗教，也就不会存在任何宗教。抽掉宗教的排他性，宗教也就不复存在了。”

　　工业活动并不因行帮、行会和同业公会的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消灭了这些特权之后，真正的工业才会发展起来。土地私有制并不因土地占有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在废除了土地私有制的特权以后，才通过土地的自由分割和自由转让而开始土地私有制的普遍运动。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消灭而消灭；相反地。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它才获得真正的实现。同样地，只有在没有任何特权宗教的地方（北美的自由州）宗教才实际上普遍地发展起来。

　　现代的“公法状况”的基础、现代发达的国家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想的那样是由特权来统治的社会，而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活动场所的发达的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特权的闭塞”既不和别的闭塞对立，也不和公法状况对立。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消除了特权的闭塞，从而也消除了各种特权的闭塞之间的斗争；相反地，它们却把从特权下解放出来的、已经不和别人联系（即使是表面上的一般结合）的人放在特权的地位上（这种特权把人们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而同时又把他们结合在一个规模很小的、特殊的团体里面），并且引起了人反对人、个人反对个人的斗争。同样整个的市民社会只是由于个人的特性而彼此分离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斗争，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发的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普遍运动。民主的代议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是公法团体和奴隶制的典型对立的完成。在现代世界中每一个人都是奴隶制度的成员，同时也是公法团体的成员。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恰恰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它似乎是个人独立的完备形式；这种个人往往把像财产、工业、宗教等这些孤立的生活要素所表现的那种既不再受一般的结合也不再受人所约束的不可遏止的运动，当做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反而成了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这里，代替了特权的是法。

　　这么说来，在这里，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势力之间不但不存在任何矛盾，特权的实际消灭、自由的工业和自由的贸易等反而与“自由的理论”相适应，任何特权的闭塞都不与公法状况相对立，批判所发现的矛盾已被消除——只有在这里，才存在着完备的现代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8—149页

　　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咯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错误！

　　这种错误是悲剧性的，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写着“人权宣言”的大牌子，以自傲的口吻说道：“但创造这个的毕竟是我。”就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种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像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

　　这里不是替恐怖主义者的错误做历史的辩解的地方。

　　“在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政治的启蒙和运动就迅速向成为拿破仑的俘获物这个方向上发展，因此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之后不久就能够说：‘有了我的地方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能够利用法国来做我所愿做的一切。’”

　　正好相反，世俗的历史却告诉我们：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从前想获得空前成就并耽于幻想的政治启蒙运动，才初次开始平凡地实现。尽管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牺牲，革命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在执政内阁时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浪潮迅速高涨起来。于是出现了创办商业和工业企业的热潮、发财致富的渴望、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喧嚣忙乱，在这里，这种生活的享受初次表现出自己的放肆、轻佻、无礼和狂乱；法兰西的土地得到了真正的开发，土地的封建结构已经被革命的巨锤打得粉碎，现在无数新的所有者以第一次出现的狂热对这块土地进行了全面的耕作，解放了的工业也第一次活跃起来；——这就是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的某些表现。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的代表是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6—157页

　　贵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抛弃了信义、爱情和信仰，大都开始贩卖甜菜、烧酒和羊毛。羊毛市场成了他们的主要竞争场所。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专制国家的旧社会基础已经消失，它已成了束缚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改变了的生产方式和改变了的需求的桎梏。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要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只有它自己才能利用各项法律来满足它的商业和工业的要求。它必然要从既不学无术而又妄自尊大的腐朽的官僚手中把照管它的这些“最神圣的利益”的权力夺取过来。它必然要要求监督国家财政的权利，因为它认为自己是财富的创造者。资产阶级在剥夺了官僚对所谓教育的垄断权以后，在意识到它在真正理解资产阶级社会要求方面优越于官僚以后，它也想获得同它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它必然要取得毫无阻碍地结成社团的可能。它把这叫做“结社自由权”。同样，它必然要取得信仰自由等等，而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1页

　　但是，竞争决不仅仅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或者仅仅是这样的否定方面。自由竞争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只有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在资本发展的最初历史阶段上仅仅表现为一些倾向——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以它的最适当的形式确立起来。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着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

　　在自由竞争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在纯粹资本条件范围内的个人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59页

　　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经济范畴，即使是最初步的范畴——例如价值规定——要成为实际的东西，都不能不通过自由竞争，也就是说，不能不通过资本的实际过程，这种过程表现为各资本以及其他一切由资本决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

　　揭示什么是自由竞争，这是对于中产阶级先知们赞美自由竞争或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诅咒自由竞争所作的唯一合理的回答。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范围内，个人通过单纯追求他们的私人利益而实现公共的利益，或更确切些说，实现普遍的利益，那么，这只是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他们相互压榨，因而他们的相互冲突本身也只不过是这种相互作用所依据的条件的再创造。不过，一旦把竞争看作自由个性的所谓绝对形式这种幻想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证明，竞争的条件，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已经被人们当作限制而感觉到和考虑到了，因而这些条件已经成为而且越来越成为这样的限制了。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60—161页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

恩格斯：《反杜林》（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8页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①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市民等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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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u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页）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的颠覆学说吗？

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面，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政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市民等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政治。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408页

　　现代社会完全建筑在地主资本家阶级极少数人对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剥削上面。这种社会是奴隶占有者的社会，因为一生为资本做工的“自由”工人“有权”支配的仅仅是生产利润的奴隶赖以活命、从而使资本主义奴役制得以存在和延续的那一点生活资料。

　　对工人的经济压迫，必然会引起和产生对群众的各种政治压迫和社会屈辱，使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变得粗俗和愚昧。工人固然可以多少争得一点政治自由来为自身的经济解放而斗争，但是，在资本的政权未被推翻以前，任何自由都不会使他们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3日〔1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31页

2.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但公平偏在资产阶级一边，平等是以金钱特权代替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

　　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一定得把历代的一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一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做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就这一切而言，资产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一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这样，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陪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只选“有身分的人”做陪审员。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6年4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7—648页

　　这句话①，成了近50年来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在1824年废除臭名昭彰的结社法以后工联兴起的时期，这个口号曾经有过卓越的贡献；在光荣的宪章运动时期，当英国工人走在欧洲工人阶级前列的时候，这个口号曾经有过更大的贡献。但是时间在继续前进，有许多50年前甚至30年前曾经是人们所想望的和必要的东西，现在已经过时和完全不适用了。这个历来推崇的老口号是不是也在此列呢？

　　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吗？可是什么是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它们是怎样由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当应用道德学或法学，也不应当诉诸任何人道、正义甚至慈悲之类的温情。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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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文章的标题《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编者注

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那末，政治经济学把什么叫做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作呢？那不过是雇主和雇工在自由市场上的竞争所决定的工资额和一天工作的长度和强度。既然是这样决定的，那末它们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天公平的工资，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保证工人按照他的地位和所在国家的生活程度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以保持他的工作能力和延续他的后代所需要的金额。由于营业的好坏，实际工资额可能有时高于这个数额，有时低于这个数额；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数额应当是一切变动的平均数。

　　一天公平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日长度和工作强度，它消耗工人一天的全部劳动力，但不损害他在第二天和以后完成同等数量劳动的能力。

　　因此，这种交易可以这样来描述：工人把他一天的全部劳动力给资本家，也就是说，只要使这种交易的进行不致中断，工人能给多少就给多少。他换来的正好是使他每天能够重复这种交易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不会更多。工人拿出来的这么多，资本家给的这么少，交易的本质只允许这样。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平。

　　但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看一下这个问题。根据政治经济学家的说法，工资和工作日是由竞争决定的，那末，似乎公平所要求的，应该是双方都在平等的条件下，有同样公平的起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资本家不能同工作谈妥，他能够等待，靠他的资本生活。工人就不能这样。他只能靠工资生活；因此，必须在他能够得到工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接受工作。工人没有公平的起点。饥饿使他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可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这正是公平的最高典范。

　　但是，这还是小事。新行业开始采用机械力和机器，原来就采用机器的行业扩充和改善机器，从而把愈来众多的“帮手”从工作岗位上排挤出去。而排挤的速度，比国内的工厂吸收和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帮手”的速度要快得多。这些被排挤的“帮手”，形成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供资本利用。如果营业不好，他们就会挨饿、行乞、偷盗或者进习艺所。如果营业好，他们可以随时被用来扩大生产。除非这支后备军中的最后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都找到工作（这只有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才办得到），否则这支后备军的竞争总是会把工资压低，而且只是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加强资本在与劳动的斗争中的力量。在与资本的竞赛中，劳动不仅处于不利地位，而且还要拖着钉在脚上的铁球。但是，根据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公平的。

　　但是我们要问，资本用来支付这笔极其公平的工资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资本中来的。但是资本并不产生价值。除土地以外，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资本本身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产品而已。所以劳动工资是由劳动支付的，工人的报酬是从他自己的产品中支取的。按照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平，工人的工资应该相当于他的劳动产品。但是按照政治经济学，这并不是公平的。相反，工人劳动的产品落到了资本家手里，工人从中得到的仅仅是生活必需品。所以这种不平常的“公平”的竞赛结果就是，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不可避免地积累在不劳动者手里，并变成他们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去奴役正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人。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关于一天公平的工作也可以讲很多，它的公平同工资的公平是完全一样的。但这一点需要留到以后去谈。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很清楚，这个老口号是过时了，今天已经不大适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公平，既然忠实地表述了支配目前社会的规律，那就是完全偏在一边的、偏在资本一边的公平。因此，我们要永远埋葬掉这个旧口号，代之以另外一个口号：

　　　　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归工人自己所有！

恩格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1881年5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73—276页

　　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1884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10页

　　关于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情况是否好一些呢？费尔巴哈无条件地提出这种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到谈很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和“由于正当理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现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自从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并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以来，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可以靠理想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一般说来多些，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4—235页

3.资产阶级使国家摆脱宗教而获得政治解放，从社会发展来看，这是一大进步。政治解放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不能把政治解放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

　　犹太人、基督徒、一切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就是国家摆脱犹太教、基督教和一切宗教而得到解放。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再维护任何宗教，而去维护国家自身的时候，国家才按自己的规范，用合乎自己本质的方法，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可是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

　　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6页

　　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实在的、实际的解放。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9页

　　同群众相对立的“精神”为了立刻显示自己的批判性，就把他自己的肤浅的著作即布鲁诺·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看做绝对的东西，而把反对这一著作的人看做罪人。它在对这一著作受到的攻击所作的第一号答辩中，不但丝毫没有表示这一著作有什么缺点，反而肯定它发现了犹太人问题的“真正的”和“普遍的”（！）意义。我们将会看到，它在以后的几次答辩中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策”。

　　我的著作所受到的待遇开始表明：正是那些过去和现在一直都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起来反对精神。我现在对这一著作所进行的辩护，进一步证明了那些由于自己拥护解放和‘人权’信条而自以为是不知有多么伟大的群众的辩护人，在思想方面是何等贫乏。”

　　绝对批判的著作的问世必然要激起“群众”来开始表明自己对精神的敌对态度，因为“群众”的存在这件事本来是由“群众”和绝对批判之间的对立的实际存在来决定和证实的。

　　某些自由主义的和唯理论的犹太人对布鲁诺先生的“犹太人问题”的攻击，较之自由主义者对哲学和唯理论者对施特劳斯的群众的攻击，自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批判的用意。上面所引证的评语究竟新颖到什么程度，可以根据黑格尔的下面这段话来判断：

　　“这里应该指出那种肮脏的良心的特殊形式，它的表现就是这些浅薄的先生们（自由主义者）引以自傲的辩才；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它最缺少精神内容的地方，它最经常地谈论精神；在它表现出最无生气的地方，它却总是唠叨着生命这个词”等等。

　　至于说到“人权”，那我们已经向布鲁诺先生证明过（“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不是群众的辩护人，而是“他自己”不了解这些“权利”的实质，并且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持它们。同布鲁诺关于人权不是“天赋的”这种发现相比较（这种发现近四十多年来在英国有过无数次），傅立叶关于捕鱼、打措等等是天赋人权的论断，就应该说是天才的论断了。

　　我们只从布鲁诺先生和菲力浦逊、希尔施等人的争论中举出几个例子。连这些可怜的对手也不是绝对的批判所能征服得了的。不管绝对的批判怎么说，菲力浦逊先生用以下的话来责备它时，决没有说出什么不尽情理的话：

　　“鲍威尔在思索的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国家的哲学理想”。

　　布鲁诺先生把国家和人类、人权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就必然会思索或者至少是想像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即国家的哲学理想。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111页

　　4.同封建主义相比，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但这种民主制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实质上只是富人的民主

　　革命以后，法国在欧洲是一个最讲究政治的国家。在法国，任何一种改良，任何一种学说，如果不具有某种政治形式，就不能在全国发生作用。看来，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上，法国注定要经历一切政治发展形式；从纯粹政治开始，达到一切国家、一切不同的道路所必然汇合的地方——共产主义。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表明了英国宪章派未来的历史道路是什么。

　　法国革命为欧洲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依我看来，民主制和其他任何一种政体一样，归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骗人的，也无非是一种伪善（或者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神学）。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种最坏的奴隶制；这种自由只是徒具空名，因而实际上是奴隶制。政治平等也是这样。所以，民主制和任何其他一种政体一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末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这二者在法国革命以后都出现过；前者以拿破仑为代表，后者以巴贝夫为代表。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6页

　　……然后，卡尔·马克思发言，并用法语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祝酒；他在清楚和确切的分析中强调了与专制制度相对立的比利时自由派的使命，正确评价了国家的自由主义宪法的良好作用，宪法允许自由争论、结社权利和为整个欧洲的利益撒播人道主义的种子。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77页

　　由此可见，“联合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只不过是一种反对不再适合资产阶级利益和需求的那种政体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为了反对宫廷，它就必须要讨好人民。

　　也许，自由主义反对派真的以为，它是为了人民而当反对派的。

　　因此很自然，只有在为人民争取权利和自由的幌子下，它才能从政府手中为自己争得权利和自由。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2页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是怎样为天主教徒的解放而奋斗的，这是他认为爱尔兰人民特别“应该”感谢他的好事之一。他在坎宁内阁任职时自称为天主教徒解放的拥护者，而后来却又参加了公然敌视天主教徒解放的威灵顿内阁，这我不去谈它。或许帕麦斯顿勋爵认为信仰自由是立法机关不应该管的一种权利吧？且听他自己是怎样讲的：

　　“虽然我也希望对天主教徒的要求加以考虑，但是我决不容许这些要求以权利为根据……如果我认为天主教徒是在要求自己的权利，那我个人就会拒绝走进全院委员会。”（下院，1813年3月1日）

　　可是为什么他要反对天主教徒要求自己的权利呢？

　　“因为国家立法机关有权剥夺社会任何一部分人的某些政治权利，如果它认为为了全社会的安全和利益必须这样做的话……这是文明政治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之一”（下院，1813年3月1日）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最无耻的供状，原来人民群众根本不配有任何权利，他们只有在立法机关——换句话说，也就是统治阶级——认为适当的限度内才能享有一点自由。于是帕麦斯顿直截了当地宣称：“解放天主教徒是出于恩典和眷顾。”（下院，1829年2月10日）

　　因此，他所以俯允解除对天主教徒的权利的限制，只是一时的权宜。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一篇》（1853年10月—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95—396页

　　资产阶级害怕充分自由和充分民主，因为它知道，觉悟的即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会利用自由来反对资本的统治。因此，资产阶级实际上不是想要充分的自由，充分的人民专制，而是想同反动派勾结起来，同专制政府勾结起来。资产阶级想要议会制度而不要官僚制度，为的是保证资本的统治，同时却想要君主政体，常备军，并保留官僚制度的某些特权，这样可以使革命不能进行到底，使无产阶级不能武装起来，——所谓武装既是指用武器直接武装，又是指用充分自由武装。

列宁：《革命的官样文章和革命事业》（1905年11月20日［12月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12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外希腊共和国的自由即奴隶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保持得惊人地长久和稳定，几乎有半世纪之久（1871—1914年），而在这个时期内，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做了多得多的工作来“利用合法性”，来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举世未有的高度。

　　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看到的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500万雇佣工人中有100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1500万雇佣工作中有300万是工会会员！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3—84页

　　同样，现实生活也使工人懂得，只要地主还安安稳稳占用着宫殿和迷人的城堡，集会自由就是虚构，不过是在阴曹地府集会的自由。你们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一面答应给工人自由，一面又让宫殿、土地、工厂和所有财富继续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的手里，这哪里有一点自由平等的气味呢？我们只有一个口号，一个信条：任何一个从事劳动的人都有权享用生活资料。吸劳动人民血的寄生虫则不得享用这些资料。我们宣布：一切属于工人，一切属于劳动者！

列宁：《在原米歇尔逊工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3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85页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44页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规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国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事件中，在1917年4月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和大暴行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出战前和平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愿闭眼不看20世纪的这些事实，却向工人讲述18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鲜、极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资产阶级议会来说吧。能不能设想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银行家对资产阶级议会的操纵就愈厉害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布尔什维克利用议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1912—1914年，我们把第四届杜马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像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有历史条件的。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使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来了。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像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政，用几十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和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维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进行掠夺战争和签订“瓜分势力范围”（即资本家强盗瓜分世界）的秘密条约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拿国家机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没有看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没有注意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着，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46—248

　　5．一切想以社会党人闻名的人在口头上都推崇巴黎公社，因为他们知道，工人群众热诚地同情公社，可是巴黎公社特别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比中世纪制度进步得多，但它们是有历史条件的，它们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必然要起根本的变化。正是最正确地评价了公社的历史意义的马克思，在对公社进行分析时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剥削性质，说明在这种制度下，被压迫阶级得到的权利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有产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人民。正是现在，当苏维埃运动遍及全世界、谁都清楚是在继续公社事业的时候，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却忘记了巴黎公社的具体经验和具体教训，重新弹起关于“一般民主”的资产阶级旧调。公社不是议会机构。

　　6、其次，公社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彻底打碎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即官吏的、法官的、军队的、警察的机构，而代之以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的工人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一切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包括社会主义的叛徒称之为无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对真理的嘲弄）的德意志共和国在内，都保存了这个国家机构。这就十分清楚地再次证明了，起劲地维护“一般民主”的人，事实上是在维护资产阶级及其剥削特权。

　　7.“集会自由”可以看作是代表“纯粹民主”要求的典型口号。任何一个没有脱离本阶级的觉悟工人都不难明白，在剥削者不甘心被推翻而进行反抗、死抱住自己特权不放的时候和情况下，答应给剥削者以集会自由，是很荒唐的。当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侯，无论在1649年的英国，或者在1793年的法国，它都没有把“集会自由”给予那些招引外国军队并“集会”策划复辟活动的君主派分子和贵族。如果现在这些早已变得反动的资产阶级要求无产阶级事先保证，尽管资本家一定会拼命抗拒对他们的剥夺，也要给这些剥削者以“集会自由”，那么工人们只能对资产阶级的虚伪付之一笑。

　　另一方面，工人们很清楚，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集会自由”也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物和私人建筑物，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开起会来还有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保护。而城乡无产者和小农，即大多数居民，既无房屋开会，又无空闲时间，更无人保护。只要情况还是这样，“平等”即“纯粹民扩就是骗局。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真正实现劳动者的民主，首先必须没收剥削者的一切公共建筑物和豪华的私人建筑物，首先必须让劳动者有空闲时间，还必须由武装工人而不是由贵族军官或资本家军官及其唯命是从的士兵来保护劳动者的集会自由。

　　只有在实行这种变革之后再来谈集会自由和平等，才不是对工人、劳动者和穷人的嘲弄。但是能够实行这种变革的，只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即推翻资产阶级剥削者的无产阶级。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1919年3月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87—488页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容许被剥削群众组织起来，至多只是宣布结社自由，实际上总是对他们的组织设置无数的实际障碍，而这些障碍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造成的。

列宁：《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年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83页

　　我现在来谈下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待一般民主的态度问题。

　　我已经指出，民主派和社会党人常常以民主为借口替他们所持的与我们相反的政治立场辩解，这是一种最为流行的辩护方式。你们当然都知道，第二国际的思想领袖、至今还是伯尔尼国际的一员的考茨基是欧洲文坛上持这种观点的最坚决的代表人物。他说。“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一种违反民主的方法，布尔什维克选择了专政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这种论调在所有的出版物和我提到的那两家报纸上经常地千万次地出现过。整个知识界也经常重复这种论调，有时普通老百姓也在自己的议论中有意无意地重复这种论调。“民主，这是自由，这是平等，这是由多数人作决定；有什么能高于自由、高于平等、高于多数人的决定呢！既然你们布尔什维克违背了这一点，甚至还无耻地公开说，你们既高于自由平等，又高于多数人的决定，那我们把你们叫作篡夺者和暴徒，请你们不要惊讶，也不要埋怨！”

　　我们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们最希望弄清真相，我们只指望劳动者的先进部分真正认清他们的地位。是的，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在党纲中，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讲，我们决不让自己受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意志这类漂亮口号的欺骗，我们要像对待高尔察克的帮凶那样，对待那些把自己称为民主派、纯粹民主和彻底民主的拥护者而又直接或间接地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生起来的人。

　　请分析分析看，分析一下是必要的。那些真正纯粹的民主派的罪过是在于他们宣传纯粹民主、维护纯粹民主而反对篡夺者呢，还是在于他们站在有产阶级那边，站在高尔察克那边？

　　我们先来分析自由。不用说，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号。可是我们的纲领声明，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我想，你们任何一个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个只要读过一本叙述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根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

　　我们对任何人都说，在事情已经发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至少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的时候，在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彻底打倒资本、彻底消灭商品生产的斗争已提到首位的历史关头，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不过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因为正像我们在自己的党纲中所直接声明的那样，自由如果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从纲领的表述方式来看，这也许是多余的，但是从我们的全部宣传和鼓动来看，从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原则来看，这却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同全世界的资本作斗争，我们很清楚，全世界的资本担负过创造自由的任务，它推翻了封建的奴隶制，创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很清楚，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步。我们声明，我们根本反对资本主义，既反对共和制资本主义，又反对民主制资本主义，也反对自由资本主义；当然，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打着自由的旗号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回答了它。我们认为必须在自己的纲领中给予回答：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也许不可能是这样的吧？也许自由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不相抵触吧？请你们看看你们到过的、或者至少从书本上知道的所有那些西欧国家吧。每一本书都说它们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现在法、英这些西欧文明国家和美国都打着这面旗帜，“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很少得到法国报纸，因为我们被团团围住了，但是可以从无线电中收到消息，大空毕竟是霸占不了的，我们可以截获外国的无线电讯。就在最近几天，我有机会看到法国强盗政府发出的无线电报，说什么法国反对布尔什维克，支持他们的敌人，是一如既往信奉它所固有的“崇高的自由理想”。这是我们随时随地都遇到的，这是他们在论战中反对我们的基本论调。

　　他们把什么叫作自由呢？这些文明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把诸如集会自由叫作自由。他们的宪法总是写着：“全体公民有集会自由。”他们说：“你们看，这就是自由的内容，这就是自由的基本表现。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却破坏了集会自由。”

　　我们回答说：是的，英国、法国。美国的先生们，你们的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文明的先生们，你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你们的自由是写在把私有制法定下来的宪法上的。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与自由并列的是财产，在你们的宪法中正是这样写着的。至于你们承认集会自由，这比起封建制度、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来，当然是一大进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因为他们正是利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来教育无产阶级怎样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的。

　　但是，你们的自由只是纸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实上的自由。这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中有像这样的大厅，那是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例如叫作“贵族会议”厅。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们，你们可以自由集会，但这是私有财产，对不起，请你们要尊重私有财产，否则你们就是布尔什维克、罪犯、强盗、掠夺者、捣乱分子。而我们则说：“我们要把这颠倒过来。我们先要把这座‘贵族会议’大厦变成工人组织的大厦，然后再谈集会自由。”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而我们认为，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就是在文明国家里，冬季毕竟还没有消灭、气候还没有改造过来，集会需要有会场，而好的建筑都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先要没收好的建筑，然后再谈自由。

　　我们说，让资本家有集会自由，那是对劳动者的极大犯罪，那是让反革命分于有集会自由。我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生们和拥护民主的先生们说，你们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这是胡说！当你们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649年在英国、1792—1793年在法国举行革命时，他们并没有让君主派有集会自由。法国革命所以叫作大革命，是因为它不像1848年的很多革命那样优柔寡断、半途而废、流于空谈，因为它是一个推翻和彻底镇压了君主派的实实在在的革命。我们现在也会同样地对待资本家先生们，因为我们知道，要使劳动者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必须剥夺资本家的集会自由，就必须取消或削减他们的“自由”。这有利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这有利于真正自由，到那时建筑物再不属于个别家族，再不属于某个地主、资本家或某个股份公司。当这一切实现的时候，当人们都忘记公共建筑物可能是谁的财产的时候，我们才会主张完全自由。当世界上只有工作者的时候，当人们不会再想到当一名非工作者的社会成员的时候（这样的日子不会很快到来，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班先生们的罪过就在于延缓它的到来），我们才主张人人有集会自由，而现在实行集会自由，就是让资本家，让反革命分子有集会自由。我们正在同他们作斗争，我们正在给他们以反击，所以我们声明，我们要剥夺这种自由。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5月1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33—337页

　　谈了自由以后，现在我来谈平等。在这里，问题还更深奥。在这里，我们要涉及一个引起很大分歧的、更严重的、更迫切的问题。

　　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把一个个剥削阶级相继打倒。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仅仅理解为要有选举出来的政权，要有共和国。革命向前发展，打倒了地主，你们知道，当时反对中世纪制度、反对封建制度的全部斗争，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不分等级，一律平等，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也一律平等，——载入史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伟大的革命家都是这样讲，这样想，这样真心认为的。反对地主的革命是在平等的口号下进行的，那时人们把百万富翁和工人应有同样的权利叫作平等。革命又向前发展了，它说，“平等”（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是没有专门谈到这一点，但我们总不能没完没了地重复。这一点就同我们谈到自由时所说的一样清楚）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这是我们说的，而且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说，实行目前那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是虚伪的，是骗人的，在那里没有实现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妨碍人们享受这种平等的，是生产资料、货币和资本的私有权。富人房产的所有权可以一下子夺过来，资本和生产工具也可以较快地夺过来，但是要把货币的所有权拿过来，你试试看吧。

　　要知道，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赋的凭证，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这就是所谓货币。能不能想法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更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而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事实上的剥削权利。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平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5月1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39—340页。

　　由于商业的发展，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分化出了一个新的阶级——资本家阶级。资本产生于中世纪末期，当时世界贸易因发现美洲而得到巨大的发展，贵金属的数量激增，金银成了交换手段，货币周转使得一些人能够掌握巨量财富。全世界都认为金银是财富。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衰落下去，新阶级即资本代表者的力量发展起来。结果社会被改造成这样：全体公民似乎一律平等了；以前那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划分已经消灭了；所有的人，不管他占有的是何种资本，是不是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也不管他是不是只有一双做工的手的穷光蛋，都被认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了。法律对大家都同样保护，对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都加以保护，使其不受那些没有财产的、除了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日益贫穷破产而变成无产者的群众的侵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不能详细分析这个社会。你们将来学党纲的时候还会遇到这个问题，会听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明。这个社会在自由的日号下反对农奴制，反对旧时的农奴制度。但这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当农奴制被摧毁时（这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前的事；俄国晚于其他国家，到1861年才废除），资本主义国家代替了农奴制国家，宣布它的口号是全民的自由，说它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否认它是阶级的国家，于是为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从此就展开了，现在这个斗争已经导致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这个斗争正遍及全世界：

　　要了解已经开始的反对世界资本的斗争，要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必须记住，资本主义国家起来反对农奴制国家，是在自由的口号下投入战斗的。农奴制的废除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获得自由，使他们得到好处，因为农奴制已经摧毁，农民已有可能把土地作为名副其实的财产来占有了。至于这是农民赎买来的土地，还是靠支付代役租得来的小块土地，国家是不管的——国家保护一切私有财产，不问其来历怎样，因为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民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内都变成了私有者。在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让给农民的时候，国家也保护私有财产，用赎买即出钱购买的办法，使地主得到补偿。国家似乎在宣称它保护真正的私有权，并对私有权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庇护。国家承认每个商人、工业家和工厂主都有这种私有权。而这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以完全控制一切无产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为基础的社会，却宣布自己是以自由为基础来实行统治的。它反对农奴制时，宣布私有财产自由，深以国家似乎不再是阶级的国家而自豪。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70—71页

　　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整齐的、有纪律的队伍去同资本有步骤地进行斗争。农奴制农民连稍微近似这点的东西也没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知道，奴隶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动，掀起过国内战争，但是他们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在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机，还是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手下的小卒．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者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创立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出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起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因此，这一切东西在广大群众的眼中具有很大的意义。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73—74页

　　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虽然如此，资本主义始终是雇佣奴隶制度，始终是极少数现代奴隶主即地主和资本家奴役千百万工农劳动者的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封建制度相比，改变了经济奴役形式，为这种奴役作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这种奴役的实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就是雇佣奴隶制。

列宁《答美国记者问》（1919年7月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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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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