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

　　（概述：１、资本主义制度不把工人当作人，无产者在法律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无产阶级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２、商品交换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一旦离开这个领域就是赤裸裸的剥削和压榨。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３、“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无上特权，是资本家利用报刊制造社会舆论的自由，是富人欺骗、腐蚀、愚弄穷人的自由。４、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民主就只不过是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骗人的幌子。５、资产阶级的宪法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则废除自由。自由这一权利一旦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６、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来都是资本镇压劳动者的机器。每当被压迫人民敢于起来反对主子，捍卫自己的权利时，资产阶级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残酷地加以镇压。７、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压迫和掠夺赤裸裸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文明的伪善和野蛮本性。它们采取不同的“人道”标准，以“人道”为借口对别国进行干涉和仲裁，践踏人权。）

1.资本主义制度不把工人当作人，无产者在法律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无产阶级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

　　那末，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无产阶级是随着刚刚着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工业的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过程、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不言而喻，自发产生的贫民和基督教德意志的农奴等级也在不断地—一虽然是逐渐地——充实无产阶级的队伍。

　　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无产阶级对正在形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和德国国王对已经形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是一样的。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就是国王这样一个事实。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消灭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开始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已。

　　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5页

　　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像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就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己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是不取决于他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的，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己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94页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一的 “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0页

　　这种奴隶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对于他，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会给他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他的主人（资产阶级）如果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让他去饿死。可是，对资产阶级来说，现在的情况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是无比地有利：他们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辞退自己的工人，同时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资本受到损失，工人劳动的代价无论如何要比奴隶劳动的代价便宜得多，这是亚当·斯密为了安慰他们而给他们算清了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4页

　　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针头或锉齿轮，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岁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这种情形在使用机器和蒸气动力以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减轻了，肌肉不需要紧张了，工作本身成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但同时也单调到了极点。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付出这样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除吃饭和睡觉所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使他没有一点空闲去呼吸些新鲜空气或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说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4—405页

　　即使我举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还是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分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已经举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同样多的例于来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3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0页

　　我希望在谈过新济贫法及其后果以后，谁也不会认为我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批评过于苛刻。在国家的这个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当权者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愿望，表明了他们那种使无产者处处遭殃但又把这归之于个别人的罪过的恶劣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资产阶级某一集团之手，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的，1844年议会的辩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新济贫法是自由党颁布的；以首相皮尔为首的保守党为这一法案辩护，只是在1844年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中对它做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自由党的多数颁布了这一法律，保守党的多数批准了它，而高贵的贵族们则两次对它表示“同意”。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但是我们确信，不列颠王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2页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才会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和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6页

　　这种异化也部分地表现在：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无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他不能踏踏实实地住在这洞穴中，仿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从他身旁脱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交不起房租，他就每天都可能被赶出洞穴。工人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人类劳动的最粗陋的方式（和工具）又重新出现了：例如，罗马奴隶的踏车又成了许多英国工人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爱尔兰人只知道一种需要，就是吃的需要，而且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破烂马铃薯，最坏的马铃薯。但是，在英国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中都有一个小爱尔兰。连野蛮人、动物都还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机器劳动的简单化，被利用来把完全没有发育成熟的、正在成长的即儿童变成工人，正像工人变成无人照管的儿童一样。机器适应着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3—134页

　　工人自己的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说，工人自己的社会劳动的形式，是完全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工人从属于资本，变成这些社会构成的要素，但是这些社会构成并不属于工人。因而，这些社会构成，作为资本本身的形态，作为不同于每个工人的单个劳动能力的、属于资本的、从资本中产生并被并入资本的结合，同工人相对立。并且这一点随着下述情况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实在的形式。这些情况是：一方面，工人的劳动能力本身由于上述社会形式而发生了形态变化，以致它在独立存在时，也就是说，处在这种资本主义联系之外时，就变得无能为力，它的独立的生产能力被破坏了；另一方面，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

　　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生产部门，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一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科学及其应用，事实上同单个工人的技能和知识分离了，虽然它们——从它们的源泉来看——又是劳动的产品，然而在它们进入劳动过程的一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不必懂得机器（见尤尔的著作）。但是，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资本使用这一切手段，当然只是为为剥削劳动，但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不管单个工人的意志如何而完成的，而且是直接反对单个工人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20—421页

　　事实上，1856年的宣言在慈善的词句后面隐藏着很大的不人道。它原则上把战争从各国人民的战争变成了各国政府的战争。它赋予财产以不可侵犯性，但是对人却不给予这种不可侵犯性。它为贸易挡住了战争恐怖，从而使工商业阶级可以无视这种恐怖。此外，不言而喻，1856年宣言的人道借口只是给欧洲观众看的。和神圣同盟的宗教借口完全一样。

马克思：《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1861年12月2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452页

　　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产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尽的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的正常状态的维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4—295页

　　一般说来，经验向资本家表明：过剩人口，即同当前资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较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人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未成熟就被摘掉。另一方面，经验向有理解力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起着无限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有如此“好理由”来否认自己周围一代工人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不理会人类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种的前途，就像它不理会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例如，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十四世纪起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劳工法。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当时的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的。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已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因此，从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资本借国家政权的力量为图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长程度，同十九世纪下半叶国家在某些地方为了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大体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直到最近还是北美共和国最自由的州，今天国家规定的12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的界限，在十七世纪中叶还曾经是英国的健壮的手工业者、结实的雇农和大力士般的铁匠的正常工作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8—301页

　　当资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资本变成劳动力时，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他一举两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西中获取利益。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需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景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都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像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的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同南美洲那种强迫工人吃营养较多的食物，不吃营养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为，真有天壤之别。

　　因此，资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使工人阶级永久化所必需的，也就是为了使资本能消费劳动力所实际必要的那部分工人个人消费，才是生产消费。除此以外，工人为了自已享受而消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假使资本积累引起工资的提高，从而使工人的消费资料增加，但资本并没有消费更多的劳动力，那末追加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实际上，工人的个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别人财富的力量。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在它不断使工人的劳动产品从工人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不让这种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跑掉。工人的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8—629页

　　我们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种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708页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了。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同时又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的购买手段。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表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工人经济上的隶属地位，是由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造成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

　　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33—634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但问题还不只是限于：在工人即活劳动的承担者，同他的劳动条件的经济的，即合理而节约的使用之间，存在着异化和毫不相干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

　　因为工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度过的，所以，生产过程的条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是工人的生活条件，这些生活条件的节约，是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方法；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这种节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用资本家的话来说，这叫作节约建筑物；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像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更不用说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正如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产品通过商业进行分配的方法和它的竞争方式，它对物质资料也非常浪费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单个资本家获得的东西。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10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2页

　　如果我们单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把流通过程和过度竞争撇开不说，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因为这里所说的全部节约都是从劳动的社会性质产生的，所以，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实际上也正是由劳动的这种直接社会性质造成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10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5页

2.商品交换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一旦离开这个领域就是赤裸裸的剥削和压榨。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

　　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植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自信狂，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形显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关，不再有城市进口税，一句话，假使工人迄今认为是使自己处于贫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况都全部消失，那时，一向掩盖着他的真正敌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开了。

　　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

　　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不过是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时，怎么还能把自由竞争奉为自由的观念呢？

　　我们已经指出，在同一个国家里，自由贸易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会产生怎样一种友爱。即使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7—208页

　　在货币的形式上，在金银或银行券的形式上，收入当然已经不能让人看出，它所归属的个人，只是作为属于某一阶级的个人，只是作为阶级的个人，只要个人不是靠行乞或偷窃获得这种收入，因而，毕竟只要不是从这种形式的收入中侵吞这种收入并以相当强制的方式成为某一阶级个人的代表。［收入］转化为金银，抹杀和掩盖了阶级住质。由此造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面上的平等——撇开货币不谈。另一方面，在货币制度充分发达的社会中，由此事实上造成了个人的实际的资产阶级平等——就他们拥有货币，而不管这种收入的来源而言。这里已经不是像古代社会那样，只有特权人物才能交换这个或那个，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一切，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收入转化成的货币的数量来进行任何的物质变换。娼妓、科学、庇护权、勋章、地租、阿谀者，一切都完全像咖啡、糖、鲱鱼一样成为交换物。在等级的范围内，个人的享受，个人的物质变换，取决于个人所从属的一定的分工。在阶级的范围内，则只取决于个人所能占有的一般交换手段。在前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受社会限制的主体，进入由他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交换。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所有者，进入同社会为万物的这一代表者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的交换。在货币同商品的交换中，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当工厂主从店铺老板那里购买时，他像他的工人一样是消费者，仆人和主人都是用同一货币价值得到同一商品。因此，在这种交换行为中，转化成货币的收入的特性消失了，一切阶级的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立。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

马克思：《反思》（1851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61—162页

　　由于资本同作为等价物的劳动能力相交换，资本就不付等价物而获得了劳动时间（因为这个时间超过了包含在劳动能力中的时间）；资本借助交换的形式，不经交换就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时间。所以，交换只是变成一种形式，而且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对资本的进一步阐述中，下面这种假象也消失了：资本似乎是用某种与劳动能力本身的物化劳动不同的东西去和劳动能力相交换，即资本似乎总是用某种东西去和劳动能力相交换。

　　可见，［交换关系中］发生这种转变是由于：自由交换的最
后阶段是劳动能力作为商品，作为价值来同商品，同价值相交换；劳动能力是作为物化劳动购得的，而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却在于活劳动，即在于创造交换价值。发生转变是由于：作为价值的劳动能力，它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创造价值的要素，是价值的实体和增殖价值的实体。在这种交换中，工人为了取得物化在他身上的劳动时间的等价物，就要提供他的能够创造价值和增殖价值的活劳动时间。工人是把自己作为结果出卖的。作为原因，作为活动，工人被资本所吸收，并体现为资本。这样，交换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而私有制的规律，——自由、平等、所有权，即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变成了工人没有所有权和把他的劳动让渡出去，而工人对自己劳动的关系，变成了对他人财产的关系，反过来也一样。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87页

　　工人丧失所有权，而物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两者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表现了同一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而决不是同这种生产方式毫不相干的偶然现象。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分配角度来看罢了。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61页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200页

　　在雇佣劳动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

　　因此可以懂得，为什么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权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91页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但是，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存在各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革动力所有者要把劳
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分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这种关系要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始终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间，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他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使用他的劳动力，就是群，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

　　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191页

　　可见，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2页

　　在此以前，工人虽然日复一日地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一直采取守势。现在他们在郎卡郡和约克郡召开声势浩大的集会表示抗议。他们提出，所谓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只是一场骗局，只是议会的欺诈行为，根本就末存在过！工厂视察员严重地警告政府说，阶级对抗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紧张程度。甚至一部分工厂主也抱怨起来：

　　“治安法官的互相矛盾的判决，势必造成十分不正常的、无政府的状态。在约克郡是一种法律，在郎卡郡又是一种法律，在郎卡郡的某一教区是一种法律，在邻近的教区又是一种法律。大城市的工厂主可以逃避法律，小地方的工厂主找不到必要的人手来实行换班制度，更不必说把工人从一个工厂调到另一个工厂……”

　　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取得了某种妥协，这种妥协被议会在1850年8月5日新的补充工厂法中固定下来。“少年和妇女”的工作日，在一周的前5天从10小时延长为10 1/2小时，星期六限制为7 1/2小时。劳动时间应从早晨6点至晚上6点，其中休息1 1/2小时作为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应当统一，并且要符合1844年的规定等等。这样，换班制度就永远结束了。关于儿童劳动，1844年的法令仍然有效。

　　有一类工厂主，这一次也和以往一样，保全了自己对无产阶级儿童的特殊的领主权。他们是丝厂厂主。1833年他们曾咄咄逼人地喊叫：“如果剥夺他们让各种年龄的儿童每天劳动10小时的自由，那就等于让他们的工厂停工。”他们说，他们无法买到足够数量的13岁以上的儿童。他们强行取得了想要取得的特权。后来的调查表明，他们的借口纯系捏造，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整整10年内，每天用10小时从那些必须靠人放到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丝来。1844年的法令虽然“抢走了”他们让不满11岁的儿童每天劳动6 1/2小时以上的“自由”，但是保证了他们让11—13岁的儿童每天劳动10小时的特权，并且取消了儿童在其他工厂本来可以受到的义务教育。这一次的借口是：

　　“细巧的织物需要灵巧的手指，而这只有年幼时进工厂才能做到。”

　　儿童们由于手指细巧而被杀戮，正如俄国南部的牛羊由于身上的皮和油而被屠宰一样。最后，1844年准许的这种特权，到1850年又受到限制而只适用于捻丝和缫丝部门了；但是，为了补偿资本失掉这种“自由”而遭到的损失，11—13岁儿童的劳动时间从10小时延长到10 1/2小时。借口是：“丝厂的劳动比其他工厂轻，对健康损害较少。”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4—325页

　　标准工作日的规定，是企业主和工人几世纪斗争的结果。考察一下这种斗争中的两个对立的倾向，是很有意思的。起初，立法的目的是要强制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从第一批劳工法（爱德华三世第23年即1349年的法律）直到十八世纪，统治阶级始终未能从工人身上把可能的劳动量全部榨取出来。但是随着蒸汽和新式机器的应用，情况就改变了。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迅速打破了劳动时间的一切传统的界限，以致在十九世纪一开始，过度劳动制度就盛行起来并达到人类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结果迫使立法机关不得不在1803年做出限制工作日的规定。马克思先生对直到1867年工厂法为止的英国工厂立法史，作了详尽的叙述，并得出以平结论：

　　（1）机器和蒸汽首先在使用它们的工业部门中引起过度劳动，因此，法律上的限制首先在这些部门中施行；但后来，我们看到，这种过度劳动制度蔓延到几乎一切生产部门，甚至包括根本不使用机器或仍然保持最原始的生产方式的部门（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2）随着女工和童工在工厂中的使用，单个的“自由”工人失去了反抗资本进攻的能力，被迫无条件地服从。而这种情况迫使工人进行集体的反抗。开始了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全体工人对全体资本家的斗争。

　　现在我们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假定“自由的”和“平等的”工人同资本家订立契约的那一时刻，我们就会发现，在生产过程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大不相同了。从工人方面来看，这种契约并不是自愿的。他每天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工人只有进行群众性的反抗，才能争取实施一种国家法律，以保障自己不再因“自愿”契约而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出卖，沦于死亡和奴隶的境地。“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Magna Charta［大宪章］，代替了关于‘不可出卖的人权’的华丽条目”。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1868年5月22日—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45—346页　

　　机器引起的劳动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法权关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间的契约的外表，这就为后来英国议会提供了国家干涉工厂事务的法律上的根据。每当工厂法把以前不受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儿童劳动限制为6小时的时候，工厂主总是一再抱怨说：有些父母会把儿童从受限制的工业部厂中领出来，把他们卖给“劳动自由”还盛行的部门，即卖给那些不满13岁的儿童被迫像成年人一样地劳动，因而出价较高的工业部门。但由于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在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都是平等的，把这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因此，儿童劳动在一个工业部门受到法律限制，就成为儿童劳动在另一个工业部门受到限制的原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36页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0页

　　常常有人问：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在什么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无疑，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土地贵族是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又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中等阶级（法国人把它叫做资产阶级）以同样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产生了，它们与土地贵族进行斗争，摧毁他们的政权，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统治。但是，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1881年8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可以深信，我们把“工业自由”同“资本主义自由”看成是一个东西，绝大多数民粹派一定会愤愤地否认这种看法的正确性。他们会说，消灭垄断和农奴制的残余“不过是”要求平等，不过代表“整个”国家经济尤其是农民经济的利益，而根本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我们知道民粹派是会这样说的。但这是不正确的。自从有人唯心地和抽象地看待“工业自由”，把它看成是基本的和自然的（参看《概述》中用黑体标出的话）“人权”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从那时起，“工业自由”的要求及其实现已经历了若干国家，并且，无论在哪里，这个要求都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同独占和规章的残余相抵触的反映，无论在哪里它都成了先进资产阶级的口号，无论在哪里它总是使资本主义得到完全胜利。从那时起，理论就已完全说明，所谓“工业自由”是“纯粹理性”的要求、是抽象的“平等”要求这种想法是十分幼稚的，它指明，工业自由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实现“工业自由”决不仅仅是“法律上的”改革；这是深刻的经济改革。要求“工业自由”，这就表明法律规范（它反映着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与新的生产关系常常不相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是同旧的规范相违背的，它们从旧的规范中产生，但要求取消旧的规范。乌拉尔的制度现在引起“工业自由”的普遍呼吁，这就是说，那些为了地主兼工厂主的利益而继承下来的规章、独占和特权限制了目前的经济关系和目前的经济力量。这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关系和力量呢？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关系。这就是领导商品经济的资本的力量。

列宁：《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第三篇）（189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27—328页

　　同志们，你们也许记得马克思是怎样描写工人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工厂的，马克思在分析有纪律的、文明的和“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奴隶地位时是怎样探究劳动者遭受资本压迫的原因的，他是怎样说明生产过程的原理的，他是怎样描述工人进入资本主义工厂，使得资本主义工厂能掠夺剩余价值、奠定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基础、造成少数人致富而群众受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当马克思在他那部著作中谈到这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地方即着手分析资本主义剥削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要引你们去的地方，乃是资本家榨取利润的场所，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和边沁。”马克思说这句话是要强调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宣扬所辩护的思想，因为在战胜了封建主的资产阶级看来，在以资本的统治、金钱的统治、对劳动者的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正是“自由、平等和边沁”。他们所说的自由就是少数人牟取暴利的自由、发财的自由、商业周转的自由；他们所说的平等就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平等；边沁的统治就是小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平等的偏见的统治。

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7月3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24页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还在谈论一般“民主”，他们还沉溺于1848年的思想，他们口头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路易·勃朗之流。他们一谈到“多数”时，总以为选票的平等就是被剥削者同剥削者平等，工人同资本家平等，穷人同富人平等，饥饿者同饱食者平等。

　　在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看来，善良、诚实、高尚、和气的资本家，从来就没有利用过财富的力量、金钱的力量、资本的权力、官僚政治和军事独裁的压迫，而真正是“按多数”来决定事情的！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一半是由于虚伪，一半是由于几十年从事改良主义活动所养成的极端愚蠢）替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议会制、资产阶级共和制进行粉饰，硬说资本家在决定国家大事时是按多数人的意志，而不是按资本的意志，也没有用富人对穷人采取的欺骗、压迫和暴力等手段。

　　谢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准备“承认”无产阶级革命，但先必须在保存资本和财富的力量、权力、压迫和特权的条件下有多数人投票（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主持选举的情况下）“赞成革命”！！这种观点所暴露出来的市侩式的极端愚蠢，这种对资本家、资产阶级、将军、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的市侩式的极端轻信态度（Vertrauensduselei），真令人难以想象。

　　其实，正是资产阶级才始终是伪善的，它把形式上的平等叫作“民主”，实际上却用无数欺骗、压迫等手段来蹂躏穷人、劳动者，小农和工人。帝国主义战争（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曾无耻地对它进行粉饰）向千百万人揭示了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保护劳动者免于资本压迫、免于资产阶级军事专政暴力和免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手段。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达到实际生活中的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平等和民主，经济现实中的而不是政治空谈中的平等和民主的唯一步骤。

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07—208页

3.“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无上特权，是资本家利用报刊制造社会舆论的自由，是富人欺骗、腐蚀、愚弄穷人的自由

　　在先已作了各种解释之后，这几句话应该作何了解呢？如果出版是自由的话，那末现在的政府和君主立宪目前就根本不能在文明国家中保持政权。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但梦寐以求的秩序却正好要压制阶级斗争，要堵塞被压迫阶级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宁和秩序的人就必须消灭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必须通过出版法、禁令等等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对市场的垄断，尤其是必须直接禁止像招贴和传单这样的免费文学。这些先生们对于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可是他们又为什么不公开地这样说呢？

　　的确，里德尔先生。为什么您不建议立即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呢？要知道，此外就没有更好的手段来安定“激情”，来扑灭“对当局的罪恶的仇恨和复仇的火焰”和保障“法定自由的范围”了！真的，公民里德尔，让我们开诚布公吧！要知道事情终究会是这样的！

恩格斯：《关于招贴法的辩论》（1849年4月21日和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28页

　　在伦敦，出版日报至少需要5—6万英镑的资本。全部英国报刊，除了少数例外，掀起了反对新法案的一个最下流无耻的运动。难道还需要其它证据来证明旧制度是对现有的报刊的一种保护制度，是对以自由精神创作的作品的一种禁止制度吗？在英国，出版自由直到现在仍然是资本的无上特权。少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周刊（当然谈不上出版日报），依靠为了总的目的而作出与大陆工人完全不同的牺牲的英国工人的每周捐款，勉强维持着自己的生存。英国出版界的庞然大物——“泰晤士报”——悲喜交集地大声疾呼为保卫社稷和家园，为自己的切身事业而奋斗，也就是为报纸的垄断而奋斗，同时，它时而谦逊地把自己同德尔斐神灵作比较，时而断言在英国只存在一个唯一值得保存下来的机关即“泰晤士报”，时而自命为世界新闻界的统治者和——用不着什么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欧洲所有新闻工作者的保护人。

马克思：《拿破仑和巴尔贝斯。——报纸印花税》（1855年3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179—180页

　　资本家（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无知或守旧而追随他们）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作“出版自由。”

　　这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自由。

　　情况确实如此。就拿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报纸来说，你立刻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报纸，如《言语报》、《交易所小报》、《新时报》、《俄罗斯言论报》等等等等（因为这类报纸很多），在发行量上占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决不是建筑在大多数人的意志上的，因为选举表明两个首都的大多数人（而且是绝大多数人）是站在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方面的。这3个党所获得的票数占全部票数的3／4到4／5，而他们出版的报纸的份数大概不及所有资产阶级报纸（我们现在知道而且看到，这些报纸直接或间接为科尔尼洛夫叛乱辩护）的1／4甚至1／5。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为什么。因为出版报纸是资本主义的有利可图的大行业，富人把几百万几百万卢布投入这一行业。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自由在每天数百万份的报纸上有计划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

　　这就是大家都看到、都认识到的一个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羞羞答答地”故意不谈或胆怯地加以回避的事实。

　　现在要问：可不可以同这种令人气愤的弊端作斗争，怎样同它作斗争呢？

　　首先要有一个最简单、最有效、最合法的办法，这个办法我在《真理报》上早已指出过，现在，在9月12日就要到来的时候尤其值得一提，而且工人应该经常记住这个办法，因为他们在取得政权时不用这个办法恐怕是不行的。

　　这个办法就是报纸的私人广告业务由国家垄断。

　　只要翻一翻《俄罗斯言论报》、《新时报》、《交易所小报》、《言语报》等等，就可以看到大量的私人广告，这些广告给出版这些报纸的资本家带来一笔巨大的甚至是主要的收入。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报纸就是这样经营，这样发财，这样贩卖毒品毒害人民的：

　　在欧洲，有些报纸的发行量达到该市居民人数的1／3（比如，居民24万人，发行量8万份），这些报纸虽然免费送到每一家，但是它们的出版者还能得到一笔很可观的收入。这些报纸都是靠登私人广告的收入维持的，而报纸免费送到每一家则保证了这些广告得到最广泛的传播。

　　试问，为什么自称革命的民主派不能实行这项措施，不能宣布报纸的私人广告业务由国家垄断呢？为什么不能宣布除了省、市苏维埃出版的报纸以及彼得格勒中央苏维埃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其他任何报纸不得刊登广告呢？为什么“革命’民主派必须容忍那些拥护科尔尼洛夫并且散布谣言诬蔑苏维埃的富人靠登私人广告来发财呢？

　　这种办法无疑是公平的。它对登广告的人有很大的益处，也对全体人民特别是受压迫最深和最愚昧的农民有很大的益处，他们花不了几个钱或不用花钱就能拿到附有农民专刊的苏维埃报纸。

　　为什么不实行这种办法呢？只是因为资本家老爷们的私有权和继承权（广告收入的私有权和继承权）是神圣的。自称为20世纪的、第二次俄国革命中的革命民主派的人，难道可以承认这种权利是“神圣的”吗？！

　　有人会说：但是这样就破坏了出版自由。

　　不对。这样会扩大和恢复出版自由。因为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

　　可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只有富人以及大党才有这种垄断权。要是能出版刊登各种广告的大型苏维埃报纸，就完全能够保证更多的公民发表自己的意见，譬如能够保证每一个征集到一定数量签名的团体发表意见。经过这样的改革，出版自由实际上就会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完备。

　　但是有人会说：到哪儿去找印刷所和纸张呢？

　　这才是关键！！！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对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权！！！

　　为什么我们工人和农民要承认这种神圣的权利呢？这种刊登不真实的消息的“权利”比占有农奴的“权利”好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可以而且到处都在征用房屋、住宅、马车、马匹、粮食、五金等等，而印刷所和纸张就不能征用呢？

　　不，把这种办法说成是不公正的或者是难以实现的，这只能暂时欺骗工人和农民，但是真理一定会取胜。

　　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政权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地分配：首先是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大多数穷人的利益，特别是世世代代受地主和资本家折磨、压抑和愚弄的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其次，是给比如在两个首都获得10万或20万选票的大党。

　　再次，是给比较小的党以及任何一个达到一定人数或征集到一定数量签名的公民团体。

　　只有这样分配纸张和印刷所才是公平的；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实行这种分配是毫无困难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立宪会议召开前的两个月内真正帮助农民，保证把每个大党的为数几百万册的十来种小册子（或者是若干号报纸，或者是特刊）送到每一个农村去。

　　这才是为立宪会议选举所作的“革命民主的”准备，这才是先进工人和士兵对农村的帮助，这才是国家为了教育人民而不是愚弄和欺骗人民所给予的帮助，这才是供所有人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真正的出版自由，这才是同迫使我们容忍富人霸占宣传和教育农民的伟大事业的可诅咒和受奴役的过去实行决裂。

列宁：《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1917年9月12日［25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版单32卷第227—231页

　　“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但是工人们知道，而且各国社会党人也曾无数次承认，只要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的纸张被资本家霸占，只要资本还保持着对报刊的控制（在世界各国，民主制度与共和制度愈发达，这种控制也就表现得愈明显，愈露骨，愈无耻，例如美国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就是骗局。要为劳动者、为工人和农民争得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民主，首先必须剥夺资本雇用著作家、收买出版社和报纸的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资本的压迫，打倒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横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作“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作出版自由。这些事实再次表明，维护“纯粹民主”实际上就是维护使富人能控制群众教育工具的最肮脏最腐败的制度，就是欺骗人民，用冠冕堂皇然而虚伪透顶的言辞诱使人民放弃把报刊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具体历史任务。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会有靠损害别人来发财致富的可能性，不会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不会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每个劳动者（或大大小小的劳动者团体）享有并行使其使用公有印刷所及公有纸张的平等权利。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1919年3月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88—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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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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