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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争取人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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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１、公民权对工人非常重要，资产阶级没有它也能过得去，工人没有它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只有争取政治自由才能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２、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和阶级统治。３、政治自由、集会结社会 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无产阶级不应拒绝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须把向来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４、无产阶级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但不能忘记其资产阶级性质，不能被“不可剥夺的人权”的词句模糊自己的奋斗目标。无产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５、工人阶级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人民为争取充分的自由而斗争。工人政党一旦成为争取民权的领袖，就将是不可战胜的。）
八、无产阶级争取人权的斗争
1.公民权对工人非常重要，资产阶级没有它也能过得去，工人没有它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只有争取政治自由才能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我们这位“非常有才能的人”还认为：公民权对无产者来说是无所谓的，不过，他在这里已预先假定了无产者享有公民权。这如同他在上面认为政体对于资产者来说是无所谓的一样。公民权即积极的公民权对于工人是如此的重要，凡是在工人享有公民权的地方，如在美国，他们都从中“取得利益”，而凡是在工人没有公民权的地方，他们都力求取得公民权。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7—238页
小资产阶级由于拥有少量资本，按其生活条件来说接近于资产阶级，但是按其存在的不稳定性来说，则接近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它的政治态度也像它的社会存在一样充满矛盾；一般说来它的最准确的用语是“纯粹民主”。它的政治使命是促进资产阶级反对旧社会残余、特别是反对它本身的软弱和怯懦的斗争，帮助争取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普选权、地方自治等等；尽管这一切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怯懦的资产阶级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去，而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1月—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76页
或者，也许政府限制（如果一般说在目前情况下还有什么要限制的话）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出版、结社权和集会权仅仅是为了把自由的出版、自由的结社权和集会权作为礼物赠给工人吧？的确，工人运动不是在安安稳稳地、毫无阻碍地走自己的道路吗？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政府知道，资产阶级也知道，目前德国的整个工人运动仅仅是被容忍着，它只是在政府还需要的时候才存在。当这个运动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新的独立的敌对者的成长对政府还有利的时候，它就会容忍这个运动。可是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但愿那些为取缔进步党人在出版、结社和集会方面的鼓动而采取的手段能够成为对工人的警告。当时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法律、命令和惩罚措施，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被用来反对工人并终止他们的鼓动；一旦这种鼓动有危险的时候，它们就一定会被采用。非常重要的是，工人对这个问题要看得很清楚，不要犯资产阶级在“新纪元”时期犯过的错误，那时资产阶级也仅仅是被容忍着，而它却认为自己的地位已很巩固。如果有人设想现在的政府会解除目前对出版、结社权和集会权的束缚，那他就是那种不值得理睬的人。而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1月—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3—84页
其次，历史经验又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8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52页
为什么推翻专制制度应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呢？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工人阶级不能广泛地展开自己的斗争，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能夺取任何巩固的阵地，不能建立巩固的群众性的组织，不能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举起社会革命的旗帜，也不能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只有争得子政治自由，整个工人阶级才能坚决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真正是“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人的力量和夺取经济力量”，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决不把这种夺取政权看作俄国工人的当前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一向认为，只有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广泛地展开群众性均斗争，俄国工人阶级才能建立争取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所必需的组织。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年底），《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20页
针对尼古拉二世的这三项声明、诺言和建议，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三点要求，这是党早已提出、始终捍卫并全力广为宣传的三点要求，现在沙皇颁布了诏书，针对这个诏书，应当特别有力地重申这三点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从法律上承认集会自由、出版自由，要求大赦一切“政治犯”和一切教派信徒。只要这点做不到，任何关于宽容异教、关于情教自由的言词就始终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儿戏和卑鄙的谎言。只要不宣布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对非官方的信仰、非官方的意见和非官方的学说横加迫害的可耻的俄国式暴虐就不会消失。扛倒书报检查制度厂反对宪警保护“占统治地位的”教会！俄国觉悟的无产阶级将为这些要求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第二，我们要求召开全民立宪会议，这个会议应当由全体公民无一例外地选举产生，它还应当在俄国建立选举产生的管理机关。地方人士会议、省长属下的地主议会和贵族代表（也许还有选举出来的代表吧？）先生们的代表理事会这套把戏该收场了！专权的官吏把一切地方自治机关拿来寻开心，就像猫拿老鼠寻开心一样，一会儿把它放开，一会儿又用自己柔软的脚爪来摆弄它，这套把戏也该收场了！只要全民代表会议一天不召开，任何关于信任社会、关于社会生活道德原则的言词就始终是一派谎言，俄国工人阶级反对俄国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也始终不会削弱。
第三，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从法律上承认农民同其他一切等级完全平等，要求设立农民委员会，以消灭农村中的一切农奴制残余，并采取重大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状况。
占俄国人口十分之九的农民的无权地位一天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整个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也都深受这种无权地位之苦；整个俄国生活中的亚州式野蛮现象都是靠这种无权地位而存在的；由于这种无权地位，俄国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委员会都搞不出什么名堂（或者给农民带来了害处）。沙皇直到现在还想拿先前的官吏和贵族“会议”来支吾搪塞，他甚至谈到领导地方人士工作的“强大的政权”。农民从地方官的例子中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种“强大的政权”是怎么回事。农民在贵族委员会行善之后没有白白度过贫穷困苦和经常挨饿的40年。现在农民一定会懂得，任何“改革”和改善如果不由农民自己来进行，那始终是一种骗局。农民一定会明自——我们也要帮助他们弄明白——只有农民委员会才不仅能够真正消灭连环保，而且能够真正消灭那些直到20世纪还在压迫着千千万万人民的徭役制和农奴制的一切残余。对城市工人来说，只要有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就够了：我们一定能够利用这些自由！！但是对于散居在穷乡僻壤的、闭塞的、与世隔绝的农民来说，这就不够了，因此工人们应当帮助他们，应当向他们说明，只要他们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没有争取到设立农民委员会这个第一步也是主要的一步以谋求自己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解放，他们就一定不可避免地仍然是可怜的奴隶。
列宁：《专制制度在动摇中……》（1903年2月1日［1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07—108页
为什么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是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呢？因为经验证明，没有无产阶级奋不顾身的斗争，就不可能得到自由，而这种斗争是同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改善的典范，这种改善的旗帜就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为什么说争取没收地主全部土地是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呢？因为千百万农民被普利什凯维奇、罗曼诺夫和马尔柯夫之流逼得倾家荡产、痛苦不堪、饥饿而死，不采取根本措施援助这些农民而侈谈什么民主、“人民自由”，那是彻头彻尾的荒谬和虚伪。不没收地主土地来分给农民，就谈不上什么援助庄稼汉的有效的措施，谈不上什么真正下决心推翻“庄稼汉”的俄国，即农奴制的俄国，以及建立自由农民的俄国，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俄国。
为什么说争取建立共和国是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呢？因为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10年之一即20世纪头10年的伟大的不可磨灭的经验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我国君主制决不会为政治自由提供任何起码的保障。俄国的历史，沙皇制度许多世纪以来的历史，使我国在20世纪初，除了黑帮-大暴行制造者的君主制，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君主制。
列宁：《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1912年3月17日［3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17—18页
（八）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九）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敌对，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来了。因此，为着随时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彻底地战胜之，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改革，并准备在抗战的过程中进到彻底改革的程度。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谈，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当前几个月内，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必须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都包括在内。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一O）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日抗战的每一个步骤，都竭尽全力来破坏。当我们过去力争和平统一的时候，他们就竭力挑拨内战和分裂。当我们现在和最近将来力争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们无疑地又要来破坏。其总目标，就在使我们保卫祖国的抗战任务不能成功，而使他们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达到目的。今后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份努力做宣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充任日本侵华走狗的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6—258页
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没有超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范围，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308页
2.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和阶级统治
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难道引出这段壮烈史诗的领土之争，不正是要决定，那辽阔无垠的处女地是应当由移民的劳动来享用，还是应当遭受奴隶监工的蹂躏吗？
当30万奴隶主的寡头政敢于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奴隶制”这个词写在武装叛乱的旗帜上的时候，当大约一百年前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在宣布了第一个人权宣言和最先推动了十八世纪的欧洲革命的地方，反革命接连不断地炫耀它已经取消了“旧宪法确立时代的种种观念”，声称“奴隶制是仁慈的制度，确实是解决劳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老办法”，并无耻地宣布人身所有制是“新大厦的基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欧洲的工人阶级立即了解到（甚至在上层阶级为南部同盟派上流人士进行的狂热袒护向工人阶级发出了可怕的警号以前就已经了解到），奴隶主的叛乱将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讨的信号，在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战争关系着劳动者的命运，关系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甚至关系着他们已经获得的果实。因此，工人阶级到处耐心忍受着棉业危机带给他们的困苦，激烈反对有产者当局竭力想采取的有利于奴隶占有制的干涉行动，——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工人阶级为了正义的事业已经献出了自己的鲜血。
只要作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不过，这种进步道路上的障碍现在已被内战的血浪扫荡干净了。
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争，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1864年11月22日—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0—21页
在你们的纲领中，有一句话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你们纲领的第二条写道：
“它＜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
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拚命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1869年3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2—283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得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额，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1871年10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476页
可是大家知道，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以早期基督教为凭借，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首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
因此，平等的要求在无产阶级口中有双重的意义。或者它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这种自发的反应，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它在这上面，而且也只有在这上面找到了它成立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
七、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现代社会的其余一切阶级都主张保存现存经济制度的基础。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来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
八、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将彻底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因而也将彻底消灭由这种划分所产生的任何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
九、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成为生活的主宰，使他们能够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
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向工人揭示他们的利益同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向无产阶级阐明行将由他们完成的那个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性质和条件，组织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斗争形式的革命的阶级政党。
十一、但是，国际交换和为世界市场的生产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现代的工人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党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看作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
十二、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目的由于下列情况而大大改变了：我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即农奴制的社会制度的许多残余极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充分地和全面地发展，使劳动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使千百万农民处于亚洲式的野蛮的垂死境地，使全体人民处于愚昧无知、毫无权利和受压迫的境地。
十三、这些农奴制残余中的最大残余，所有这一切野蛮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支柱就是沙皇专制制度。它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全体人民的文化发展的最凶恶和最危险的敌人。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1902年1月8日和2月18日之间），《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93—194页
在我看来，第14节不明确（我还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比如说，是否能解放那些受性格极坚强的人压迫的性格软弱的人）。最好采用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的提法：消灭阶级划分和由此划分产生的不平等①。恩格斯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时也坚持说，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②。我们只有确切而直接地指出这个“基本要求”，才能使我们许下的解放一切人和使一切人摆脱一切灾难的诺言具有十分明确的（和不夸大的）意义。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1902年3月14日［27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18—219页
恩格斯说得万分正确：平等的概念如果与消灭阶级无关，那就是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教授们企图用平等这个概念来证明我们想使一个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们企图用他们自己捏造的这种无稽之谈来责备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由于自己无知，竟不知道，社会主义者，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从这方面说，我们是主张平等的。但是硬说我们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无谓的空话和知识分子的愚蠢的捏造，这些知识分子有时装腔作势，玩弄字眼，然而毫无内容。尽管他们把自己称为作家，有时称为学者，或者称为别的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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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页。——原编者注
②同上书，第22卷第271页。——原编者注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以兔为资产阶级张目。农民是宗法制时代的阶级，是由几十年几百年的奴隶制培植起来的阶级；农民在这整个期间一直是小业主，起初从属于其他阶级，后来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但都是私有者和食物的占有者。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5月1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41页
3.政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武器。无产阶级不应拒绝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须把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新时代的产儿，它们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都力求清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渣滓。的确，它们彼此之间应当进行严重的斗争，但是只有在它们是单独地对立的时候，这一斗争才能进行到底。只有把旧的废物从船上抛到水里，“船才能投入战斗”，但是区别只在于，这一次不是在两只船之间展开战斗，而是在同一只船上，在军官和水兵之间。
如果不同时把武装交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不能使这种政治统治在宪法和法律中表现出来。针对着按出身区分的各种旧的等级，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针对着行会制度写上贸易和工业自由；针对着官僚制度的监督写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坚决彻底，资产阶级就应当要求直接的普选权、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废除反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一切特别法令。然而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要求的一切。它不能要求资产阶级不再成为资产阶级，但是它毫无疑问能够要求资产阶级彻底实行自己的原则。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就得到为取得彻底胜利所必需的武器。它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
因此，在资产阶级还忠于自己时，支持它同一切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是对工人有利的。资产阶级从反动派那里夺来的每个成果，在这种条件下归根到底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德国工人也本能地了解这一点。他们在德国各邦都完全正确地投票赞成那些有希望当选的最激进的候选人。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背叛了自己，如果它出卖自己本身的阶级利益和由此而产生的原则，那该怎么办呢？
那时工人有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是推动资产阶级违反它的意愿前进，尽可能地迫使它扩大选举权，保障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从而为无产阶级创造取得运动自由和组织自由的条件。1832年议会改革以来的英国工人、1830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法国工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正是通过并且借助这一运动——它的最近目的是纯资产阶级性质的——比通过其他途径更多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和组织程度。这样的时机必然到来，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勇气不足的情况下随时随地都会背叛自己。
另一条道路是工人完全脱离资产阶级运动，让资产阶级听天由命。这种情况在1848—1850年欧洲工人运动失败后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只有在尽了巨大努力而在当时又没有收到效果、阶级需要一个喘息机会时才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处于健康状况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要知道，这会等于在政治上完全弃权，而一个本性如此勇敢的阶级，一个没有什么可以丧失、而且应当获得一切的阶级，决不能长时间这样做。
即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动派的背后，并且为了防御工人而求救于它的敌对分子的时候，——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也只有继续进行资产阶级背弃了的、违反资产阶级心愿的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的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
不言而喻，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工人政党决不会只是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而会以完全与资产阶级不同的独立政党的姿态出现。它将在一切问题上提醒资产阶级，工人的阶级利益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是直接对立的，而且工人是了解这一点的。它将保持并发展自己本身的组织来同资产阶级的党的组织相对抗，而且只能像一种力量同另一种力量那样同资产阶级进行谈判。它将通过这样的途径保证自己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向各个工人解释他们的阶级利益，并且在最近一次革命风暴到来时——这些风暴现在像商业危机、像春分和秋分时的风暴一样有规律地重复着——准备好采取行动。
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工人政党在普鲁士宪制冲突中的政策：
首先，在目前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工人政党保持为有组织的政党；
尽可能地迫使进步党真正地进步；促使它制定一个更加激进的纲领并遵循这个纲领；无情地抨击和嘲笑它的每个不彻底的步骤和每个弱点；
至于军事问题本身，让它按自然的进程发展好了，同时要清楚地意识到，总有一天工人政党也要进行自己的、德国的“军队改组”；
对反动派的虚伪的献媚要这样回答：“我们将手端着枪去接受你的礼物，我们的枪冲着前方。”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1月—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5—87页
在英国，工人较难进入议会。因为议员不领取任何薪金，而工人所有的只不过是用自己劳动赚来的生活资料，所以议会对工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资产阶级顽固地拒绝付给议员们薪金，他们很懂得，这是防止工人阶级拥有自己的议会代表的一种手段。
但是不应当认为，在议会里有工人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如果他们像德·波特尔和卡斯提奥一样被封住了嘴，如果他们像曼努埃尔一样被赶出议会，那末这种压制和不容异己的做法会对人民起很大的影响；相反地，如果他们像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样得到在议会讲坛上讲话的机会，那末全世界就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不论在前后哪种情况下，都会为我们的原则建立巨大的威信。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对法战争时期，当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开始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以期不使工人阶级对所发生的事件负任何责任的时候，整个德国都为之震动，甚至在仅仅因啤酒价格才进行革命的慕尼黑，也发生了要求停止战争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各国政府是敌视我们的；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它们以反击。每一个被选进议会的工人，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胜利。但是必须选出真正的人，而不是托伦之流。
《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1871年9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97页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实践，现存政府——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都迫使工人不得不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最明显不过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
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0—441页
鉴于
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
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
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
（1）个体占有方式，这种方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2）集体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方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鉴于
这种集体占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提出其经济方面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全部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决定以下述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作为组织和斗争的手段。
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宣言》（1880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
的确，在英国，工人的选举权是受到限制的，然而工人阶级却占大城市和工业区人口的多数。因此只要愿意，这个潜在的多数就会变成国家中的现实力量，变成工人人口集中的一切地区中的力量。如果工人能在议会中、在市议会中、在地方济贫委员会中得到应有的席位，那末不久就会有工人出身的国家活动家，他们将给那些经常欺压人民群众的洋洋自得的愚蠢的官吏带来种种障碍。
恩格斯：《两个模范地方议会》（1881年6月下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95页
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滥用而获得了一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施行了的，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一切严肃的反对党派的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能估计我们行动的比例尺，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的好处，那也就很够了。但是它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的鼓动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末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习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1—603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要争取政治自由。他们需要自由，以便广泛地公开地把全俄工人联合起来，为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
什么叫作政治自由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农民应该先把他现在的自由同农奴制度比较一下。在农奴制度下，没有地主的许可，农民是不能结婚的。现在，不要得到谁的许可，农民就可以自由结婚。在农奴制度下，农民在总管指定的日子一定要替自己的老爷干活。现在，农民替哪个东家干活，在什么日子干，要多少工钱，都可以自由挑选。在农奴制度下，没有老爷的许可，农民是不能离开村子到别的地方去的。现在，只要村社放他走，只要他没有欠税，只要他能领到身分证，只要省长或县警察局长不禁止移居，农民有想上哪儿就上哪儿的自由。也就是说，农民即使现在也还没有想上哪儿就上哪儿的完全自由，还没有迁徙的完全自由，农民还是半农奴。我们下面就要详细地说明为什么俄国农民还是半农奴，他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处境。
在农奴制度下，没有老爷的许可，农民就不能置办财产，不能购买土地。现在，农民可以自由置办任何财产（至于退出村社的完全自由，随便处理自己土地的完全自由，农民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在农奴制度下，农民要受到地主的体罚。现在，农民不会受到自己的地主的处罚了，虽然农民至今不能免受体罚。
这种自由就叫作公民自由，就是在家务、私事和财产方面的自由。农民和工人可以自由（虽然不是完全自由）安排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私事，支配自己的劳动（选择东家），支配自己的财产。
可是，无论俄国工人还是全体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处理自己全民事务的自由。正像过去农民是地主的农奴一样，现在全国人民都是官吏的农奴。俄国人民没有权利选举官吏，没有权利选举代表来为全国立法。俄国人民甚至没有权利集会讨论国家的事务。正像从前老爷不必征得农民同意就委派总管一样，现在委派官吏来管我们也不用征得我们同意，可是没有这些官吏的许可，我们甚至不能印书报，不能在大家面前给大家讲讲全国的事务！
正像过去农民是地主的奴隶一样，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是官吏的奴隶。正象农奴制度下农民没有公民自由一样，俄国人民直到现在还没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就是人民处理自己全民的、国家的事务的自由。政治自由就是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议员（代表）进国家杜马（议会）。一切法律都只应由人民自己选举的这个国家杜马（议会）来讨论和颁布，一切赋税都只应由它来决定。政治自由就是人民自己有权选举一切官吏，有权召集各种会议来讨论一切国家的事务，有权不经任何许可就可以随意印书报。
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早就争得了政治自由。只有在土耳其和俄国，人民仍然是苏丹政府和沙皇专制政府的政治奴隶，沙皇专制制度就是沙皇拥有无限的权力。人民根本参加不了国家的机构和国家的管理。沙皇拥有独揽的、无限的、专制的权力，一切法律都由他一个人颁布，一切官吏都由他一个人委派。可是，对于俄国的一切法律和一切官吏，沙皇自然连了解都做不到。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事情，沙皇连了解都做不到。沙皇只不过是批准几十个最大最显贵的官吏的意旨罢了。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愿意，像俄国这样一个大国，他是管理不了的。管理俄国的不是沙皇，——所谓一人专制，只不过是一种说法罢了！——管理俄国的是一小撮最富有最显贵的官吏。沙皇能够知道的，只是这一小撮人愿意告诉他的事情。沙皇根本不可能违背这一小撮名门贵族的意旨：沙皇自己就是地主和贵族；他从小就完全生活在这些显贵中间；他就是受这些人培养和教育的；沙皇对全体俄国人民的了解，仅仅限于这些显赫贵族、富裕地主和少数可以出人沙皇宫廷的最富有的商人所了解的情况。
在每个乡公所里，你们都可以看到一幅图画，上面画着沙皇（当今沙皇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这位沙皇正在向前来庆贺他加冕典礼的乡长们讲话。沙皇吩咐他们：“要听你们的贵族代表的话！”当今沙皇尼古拉二世，也说过这样的活。就是说，沙皇自己也承认，只有靠贵族帮忙，由贵族动手，他们才能管理国家。应当牢牢记住沙皇所说的这番要农民服从贵族的话。应当弄明白，那些竭力把沙皇的管理机关说成是最好的管理机关的人，在对人民撤多大的谎。这些人说：在别的国家里，管理机关是选举产生的；那里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理又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管理机关就不是选举产生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还说沙皇对一切人都很公道，对穷人和富人都一视同仁。
这种话完全是撒谎。每个俄国人都知道所谓我国管理机关的公道是怎么回事。谁都知道我国的普通工人和雇农能否进入国务会议。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都能进入国家杜马（议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谁也不敢出来阻止人民代表的这种讲话，哪个警察也不敢用指头触动他们一下。
俄国没有选举产生的管理机关，管事的，不仅全是富人和贵族，而且是他们中间最坏的人。当权的是沙皇宫廷中那些最会进谗言的人，最会坑害人的人，是向沙皇说谎造谣、拍马讨好的人。他们是秘密进行统治的，人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正在拟订什么法律，正在准备进行什么战争，正在打算增加什么捐税，正在奖赏哪些官吏和为什么要奖赏，又在撤换哪些官吏等等。哪个国家也没有俄国的官吏多。这些官吏骑在没有发言权的人民的头上，像是一片黑压压的森林；一个普通劳动者休想穿过这片森林，休想得到公道。去控告官吏贪污、掠夺和残暴，哪一次都石沉大海，因为官僚的文牍主义使得一切控告都不了了之。一个人的喊声永远传不到全民的耳朵里，而只会在这片黑压压的密林里消失，在警察的刑讯室里窒息。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因而不必对人民负责的大群官吏，结成了一张稠密的蜘蛛网，人们就像苍蝇那样在这张蜘蛛网上挣扎。
沙皇专制就是官吏专制。沙皇专制就是人民对官吏尤其是对警察的农奴制依附。沙皇专制就是警察专制。
正因为这样，工人就走上街头，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打倒专制制度！”、“政治自由万岁！”。正因为这样，千百万贫苦农民应该支持和响应城市工人的这个战斗号召。农村工人和无产农民应该象他们一样不怕迫害，不怕敌人的任何威胁和暴力，不怕开头的失败，起来为全俄人民的自由作坚决的斗争，并且首先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让人民自己在全俄各地选举自己的议员（代表）。让这些议员组成最高会议，由它在俄罗斯建立选举产生的管理机关，使人民摆脱对官吏和警察的农奴制依附，保证人民享有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要求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要求——要求政治自由的含义。
我们知道：政治自由、选举国家杜马（议会）的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还不能使劳动人民马上摆脱贫困和压迫。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办法，可以马上让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不替富人做工。劳动人民不能指望别人，依靠别人，只有靠自己。劳动者如果自己不解放自己，谁也不会把他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为了解放自己，全俄国的工人应当联合成一个联盟，联合成一个政党。可是，既然专制的警察政府禁止一切集会，禁止出版一切工人报纸，禁止一切选举工人代表的活动，那么几百万工人就无法联合在一起。要联合起来，就要有建立各种联盟的权利，就要有结社自由，就要有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不能使劳动人民马上摆脱贫困，可是它能给工人以同贫困作斗争的武器。要同贫困作斗争，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只有靠工人自己联合起来。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
列宁：《告贫苦农民》（1903年3月1日［14日］—28日［4月1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13—119页
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使全体劳动人民从一切掠夺、一切压迫、一切不公平中解放出来而斗争。要得到解放，工人阶级首先应当联合起来；而要联合，就应当有联合的自由、联合的权利，就应当有政治自由。我们已经说过，专制的管理机关就是官吏和警察对人民的奴役。所以，全体人民都需要政治自由，只有一小撮宫廷的和能够接近宫廷的达官显贵除外。不过最需要政治自由的是工人和农民。富人可以贿赂官吏和警察，不至于吃他们胡作非为的亏。富人可以向最高当局告状。所以，警察和官吏向富人找碴儿的时候比向穷人找碴儿的时候要少得多。工人和农民没有钱去贿赂警察和官吏，有冤没处申，也打不起官司。只要国内还没有发举产生的管理机关，没有人民代表会议，工人和农民就永远无法免受警察和官吏敲榨勒索、胡作非为和欺凌侮辱之苦。只有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才能使人民免受官吏的奴役。每个觉悟的农民都应该支持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向沙皇政府要求的，首先和最主要的就是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应该由全体人民选举，不分等级，不分贫富。选举应该是自由的，不受官吏的任何干扰；监督选举的应该是人民代理人，而不是巡官和地方官。到那个时候，全体人民的代表就能讨论人民的一切需要，就能在俄国建立起更好的制度。
列宁：《告贫苦农民》（1903年3月1日［14日］—28日［4月1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45—146页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还不清楚呢？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
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9—1070页
4．无产阶级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但不能忘记其资产阶级性质，不能被“不可剥夺的人权”的词句模糊自己的奋斗目标。无产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沉痛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要实现“欧洲各族人民的兄弟同盟”，不能依靠空洞的言词和美好的意愿，而必须通过彻底的革命和流血的斗争；问题不在于欧洲各族人民在一个共和国的旗帜下结成同盟，而在于革命的各族人民结成反对反革命民族的同盟，这种同盟不是在纸上，而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实现。
这种沉痛的、然而是必要的经验使整个西欧不再相信拉马丁的漂亮话了。相反地，在东欧却还有一些貌似民主和革命的派别，继续做这种漂亮话和柔情蜜意的应声虫，继续宣扬关于欧洲各族人民友爱的福音。
这些派别（我们撇开某些愚昧无知的德国空想家如阿·卢格先生等等不谈）就是各斯拉夫民族的民主泛斯拉夫主义者。
我们看到的民主泛斯拉夫主义的纲领，是一本小册子：“对斯拉夫人的号召。俄国爱国志士、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米哈伊尔·巴枯宁著” 1848年克顿版。
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他的小册子。
我们就来看看，巴枯宁怎样在他的呼吁书中一开头就陷入了去年3月和4月的幻想：
“革命生活的第一个特征，就是高呼憎恨旧的压迫，高呼同情和热爱一切被压迫民族。各族人民……终于体验到了旧的外交所带给人类的耻辱，并且已经认识到，只要欧洲还有一个民族受着压迫，各民族的幸福安宁就无法得到保障……打倒压迫者！——响起了一致的呼声。光荣归于被压迫的人们，归于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各族人民！不应当再进行侵略战争，但必须把最后一次战争，即争取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光荣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废除各种暴君会议基于所谓历史的、地理的、贸易的和战略的考虑强行划定的各种人为的界线！除了各族人民本身的主权意志根据其民族特点所确定的界线，即根据正义和民主的精神划定的自然界线以外，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界线。这就是各族人民一致的呼声。”（第6页和第7页）
从这段话中我们已经完全可以重新看到革命最初几个月中的那种一味耽于幻想的狂热。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实际存在的妨碍这种普遍解放的障碍，一个字也役有提到其差别如此之大的各个文明发展阶段，以及由这一点所决定的各族人民的不同政治要求。“自由”一词代替了这一切。这里根本没有谈到现实，即使不得不谈一谈的时候，现实也被描绘成为由那些“暴君会议”和“外交家们”任意制定的某种绝对不中用的东西，书中简单地把绝对不能违反的、无条件地要求“自由”的冒牌的人民意志同这种可憎的现实对立起来。
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中间谁更有力。冒牌的人民意志所以如此可耻地受到欺骗，正是因为它轻信那种脱离实际存在的关系的如此荒诞的抽象概念。
“革命已经以其充分的权力宣布解散那些专制国家，如普鲁士邦……奥地利……土耳其帝国……和暴君们的最后希望——俄罗斯帝国……革命已经宣布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欧洲共和国总联邦。”（第8页）
在这里，在西方，我们真正应该感到奇怪的是，当这一切美好计划刚一付诸实现就遭到了失败的时候，居然还有人认为这些计划是某种值得赞扬的伟大的东西。要知道，糟糕的是，正是由于：革命虽“以其充分的权力宣布解散那些专制国家”，但同时它又“以其充分的权力”根本不去动手实现自己的法令。
当时召开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完全赞成这些幻想。请听：
“我们亲身体验到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和血统关系。我们宣誓，决不容许别人再把我们的命运分开。我们诅咒那个长期使我们成为它的牺牲品的政策，我们自己给自己确立了完全独立的权利，并庄严地宣誓，一切斯拉夫民族今后都应该获得这种独立。我们承认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独立……我们向德国人民，向民主的德国伸出友谊之手。我们代表我们那些居住在匈牙利的人，向马扎尔人，向我们种族的凶恶敌人建议结成兄弟同盟……在我们的解放同盟中，我们也没有忘记我们那些呻吟在土耳其人压迫之下的兄弟。我们庄严地诅咒那个曾经三度瓜分波兰的罪恶政策……我们说出了这一切，我们要同各民族的一切民主主义者（？）一起要求：实现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第10页）
民主泛斯拉夫主义居然到现在还提出这些要求：
“当时我们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正义和人道完全在我们这一边，而在我们敌人那一边的只是违法和野蛮。这不是我们所醉心的那种虚无飘缈的幻想，而是唯一正确和必要的政策即革命政策的思想。”
“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 直到现在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外，我们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中没有找到任何别的东西。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正义”、“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 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飘缈的幻想”。布拉格代表大会以后许多斯拉夫人所起的作用，本来应当打破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幻想；他们本来应当认识到，用一切善良愿望和美好幻想丝毫也不能左右铁的现实，他们的政策同法兰西共和国的政策一样，很少能说是“革命的政策”。但是，他们直到现在，即1849年1月，还向我们端出那一套词滥调，殊不知由于实行了血腥的反革命，西欧已对这一套陈词滥调的内容绝望了！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1849年2月14日—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3—326页
“政府知道，资产阶级也知道，目前德国的整个工人运动仅仅是被容忍着，它只是在政府还需要的时候才存在。当这个运动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新的独立的敌对者的成长对政府还有利的时候，它就会容忍这个运动。可是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但愿那些为取缔进步党人在出版、结社和集会方面的鼓动而采取的手段能够成为对工人的警告。当时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法律、命令和惩罚措施，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被用来反对工人并终止他们的鼓动；一旦这种鼓动有危险的时候，它们就一定会被采用。非常重要的是，工人对这个问题要看得很清楚，不要犯资产阶级在 “新纪元”时期犯过的错误，那时资产阶级也仅仅是被容忍着，而它却认为自己的地位已很巩固。如果有人设想现在的政府会解除目前对出版、结社权和集会权的束缚，那他就是那种不值得理睬的人。而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这段话是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1865年汉堡版第50—51页上。当时有人企图把全德工人联合会——那时候这是德国社会民主派工人的唯一有组织的联合——置于俾斯麦内阁的监护之下，同时要工人相信，政府会赐予普选权。要知道，拉萨尔曾把“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当作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的和绝对正确的手段来加以鼓吹；如果说当时人们对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这些本来也是资产阶级所赞成或者至少说过赞成的如此次要的东西采取藐视态度，那又有什么奇怪呢？既然资产阶级对这些东西感兴趣，难道这不正是工人对宣传这些东西表示冷淡的理由吗？上面所说的那本小册子反对这样的观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什么教导，而小册子的作者感到满意的只是他的故乡巴门市的拉萨尔分子同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断绝了关系。
而现在情况怎样呢？“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已经存在了两年。已经进行了两次国会的选举。工人没有能够执掌政权并按照拉萨尔的方案颁布关于“国家帮助”的命令，而是勉勉强强地把半打左右的代表选进国会。俾斯麦当了联邦首相，而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了。
但是为什么普选权没有给工人带来许诺过的千年王国，——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也可以在恩格斯那里找到答复。上述小册子第48页上写道：
“至于说到直接的普选权本身，那末只要到法国去一趟就可以相信，当存在着大量头脑迟钝的农村居民、组织严密的官僚制度、受严格控制的报刊、在很大程度上受警察压制的社团，以及在没有任何政治集会的情况下，靠这种选举权所能进行的只是多么无害的选举。通过直接的选举权进入法国议会的工人代表多吗？要知道，法国无产阶级比德国无产阶级还具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集中得多，而且具有更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
这里还发生了另一个问题。在德国，农村居民是城市居民的两倍，也就是说，在德国有2／ 3的人靠农业为生。 1／ 3靠工业为生。还由于在德国大地产是一种常规，而小农只是一种例外，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有1／3的工人听命于资本家，有2／3的工人听命于封建老爷。但愿那些经常攻击资本家但是对封建主却不想说一句气愤话的人能够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在德国，封建主比资产阶级剥削着数量多一倍的工人……但是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旧的封建领地上的宗法式的经营方式使雇农或无地农民［Hauslcr］祖祖辈辈依附于他们的‘仁慈的老爷’，这种依附关系大大阻碍了农业无产者参加城市工人的运动。神甫、农村一贯的愚昧无知、恶劣的学校教育、人们同整个世界的隔绝，则在这方面起了补充作用。农业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这样一个部分，它最难于弄清，而且将比其他部分更迟一些弄清自己本身的利益、自己本身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这个部分在最长时间内一直是剥削它的特权阶级手中的一个无意识的工具。而这是哪个阶级呢？在德国这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贵族阶级。但是甚至在法国——那里几乎只有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封建贵族早已失去了任何政权，——普选权也没有使工人进入议会，而是相反，几乎把他们全部赶出了议会。在封建贵族仍然是实际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以及农业工人两倍于工业工人的德国，普选权究竟能产生什么结果呢？在德国，反对封建的和官僚的反动派的斗争——这二者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分不开的——就等于争取农村无产阶级的精神解放和政治解放的斗争；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直接的普选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不是武器，而是陷阱。
也许这种坦率而必要的解释会鼓励封建主发表有利于直接的普选权的言论。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好些。”
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不仅是在普选权普遍实行的时候，而且正是因为普选权的普遍实行。恩格斯早就预告过联合会：一旦它变成危险的东西，它就会遭到破坏。联合会在其最后一次大会上通过决议：（1）赞成争取彻底的政治自由；（2）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致行动。这两项决议都含有同联合会的全部过去彻底决裂的因素。这样一来，联合会就离开它以前所坚持的宗派立场，走上了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广阔道路。但是在上层当中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什么和协议相矛盾的。在其他时候这一点也许不会受到这样大的重视，但是自从有了普选权，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不得不警惕地防备农村的和小城市的无产阶级接受这类叛乱图谋的影响！普选权是钉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
联合会正是由于同目光短浅的拉萨尔主义决裂而灭亡，这是联合会的光荣。因此，代替它的不论是个什么样的组织，都会建立在比那些经常重复的拉萨尔主义关于国家帮助的空话更加普遍的原则性基础上。自从被解散了的联合会的成员开始用思考来代替信从，在通向全体德国社会民主派工人汇合成一个大党的道路上的最后障碍就消失了。
恩格斯：《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1868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368—371页
关于国际，卡·马克思说道，它的努力至今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就，是由于国际会员们本身所不能支配的情况。国际的建立本身，也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而绝不是由于国际参加者的努力。建立国际不是某几个能干的政治活动家的事，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活动家都不能创造出使国际获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局面和条件。国际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信念的象征。它的任务就是把劳动的力量组织起来，在工人运动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建立联系并把它们联合起来。促使国际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国际获得成就的秘密就在于此。最近几个星期的事件，不可辩驳地证明，工人阶级必须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国际所遭到的各国政府的迫害，同古罗马时代第一批基督徒所遭到的迫害很相似。起初这些基督徒也是人数不多，但是罗马贵族本能地感觉到，如果基督徒获得成功，罗马帝国就要灭亡。古罗马时代的迫害没有挽救了帝国，而今天对国际的迫害也挽救不了现存制度。
国际的独特之点就在于它是工人们自己为自己建立起来的。在国际成立以前，工人阶级所有的各种组织，都是统治阶级当中的激进分子为它建立起来的社团，而国际则是工人们为自己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赞同和协助下发起的；固然，假如这一运动获得成功，那只会对工人阶级有利。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足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
接着，他指出，二月革命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所支持的反对执政党的运动。二月革命给予工人阶级的仅仅是些诺言，它以统治阶级的另一批人代替了统治阶级的这一批人。六月起义是反对整个统治阶级的，其中也包括统治阶级中的最激进的部分。在1848年让一些新人物上台执政的工人们本能地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用一批压迫者代替了另一批压迫者，感觉到自己被出卖了。
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巴黎公社有过很多不正确的理解。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7—468页
现在我们来谈民主的一节。
A.“国家的自由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力求争取“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
而且在纲领中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凡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的国家”就是现代的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俄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治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那末，它就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象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庄严地向这个国家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争得这类东西！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的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就是说，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们——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B．“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里（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层阶级也被迫降到很低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即降到不仅唯一适合于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唯一适合于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小学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等学校也是“免费的”，那末，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A．项第5条所要求的“兔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它们应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里，和国民小学一起至少还应当提出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象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的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是这两种同样背离社会主义的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
“科学自由”——普鲁土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末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 形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象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24页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象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77年10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7—418页
德国社会党人在最近的选举中所得到的结果证明，要想封住社会党人的嘴巴来消灭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能的。相反，反社会党人法将产生对我们特别有利的结果。它将完成对德国工人的革命教育……
德国工人作了极大努力和重大牺牲，才取得了他们享有的这点起码的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这是连续不断的斗争，但是归根到底，胜利总是属于工人的。他们能够组织起来，每一次国会选举，工人都取得了新的胜利。
但是这种合法活动使得某些人开始觉得，似乎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革命传统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可能成为危险的现象。幸亏俾斯麦的暴行和支持俾斯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改变了局面。德国工人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竟对宪法自由信以为真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某些幻想，那末俾斯麦这位朋友粗暴地把这种幻想打破了。我所以把俾斯麦称为朋友，是因为从来还役有人像他那样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帮了那么大的忙。俾斯麦通过建立极端严密、不堪忍受的军国主义统治，不断增加赋税，国家参加最可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回复到旧普鲁士的最露骨的封建和警察传统，动辄进行迫害，公开辱骂、侮辱资产阶级（其实它也不该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之，通过这种途径准备了革命，他正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
恩格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1879年3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70—171页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那末在《共产党宣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不快意的“粗野的”事情放到一边去的地方，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
在至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但是，这对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来说是谈不上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真正的事实材料或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所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象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种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末他们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在一定的条件下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末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3—374页
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3页
……劳动权是傅立叶发明的，但是，他认为这种劳动权只有在法伦斯泰尔里才会实现，所以，它是以法伦斯泰尔为前提的。傅立叶派，即《和平民主日报》（这是他们报纸的名称）的爱好和平的庸人，所以能到处散布这种空话，正是因为它听起来不感到危险。1848年巴黎工人（由于在理论上非常模糊）相信了这种空话，因为这些话听起来是那样实际，那样不带有空想色彩，又那样容易实行。政府用设立毫无意义的国家工厂的办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能实现这种空话的唯一办法）实现了这种空话。在1861—1864年棉纺织工业危机期间，在郎卡郡这里，劳动权同样是通过开办市营工厂的办法来实现的。而在德国，也是通过建立挨饿的和挨打的工人移民区来实现的，而这种移民区目前却正是德国庸人梦寐以求的。作为单独的要求而提出来的劳动权，用另外的办法根本不能实现。如果要求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劳动权，那末，它只能在确保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内来实现；如果向它要求劳动权，那末就是要求在这些特定条件下的劳动权，也就是要求建立国家工厂、习艺所和工人移民区。如果说要求劳动权便间接地表明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革，那末，这对当前的运动状况来说，是一种怯懦的退步，是对反社会党人法的一种让步，是一句空话，这种空话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只能使工人思想混乱，认识模糊，看不清自己应当追求的目标，看不清唯一能够达到自己目标的条件……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5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4—445页
【C】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代之以建立在民主宪法基础上的共和国，民主宪法应保证：
（1）建立人民专制，即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部集中在立法会议手里，立法会议由人民代表组成；
（2）无论选举立法会议还是选举各级地方自治机关，凡年满21岁的公民都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一切选举都采取无记名投票；每个选民都有权被选入各级代表会议；人民代表领取薪金；
（3）公民的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
（4）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
（5）有迁徙和从业的自由；
（6）废除等级制，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和种族一律平等；
（7）承认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
（8）每个公民都有权向法院控告任何官吏，不必向上级申诉；
（9）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
（10）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
（11）对未满16岁的儿童一律实行兔费的义务教育；由国家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
【D】
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和增强他们的战斗能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
（1）一切雇佣工人的工作日应限制为一昼夜8小时；
（2）由法律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男女雇佣工人，每周连续休息时间不得少于36小时；
（3）绝对禁止加班加点；
（4）国民经济各部门禁止做夜工（晚9时至翌晨5时），由于技术原因绝对必须做夜工的部门除外；
（5）禁止企业主雇用年龄未满15岁的童工；
（6）禁止在只对妇女身体有害的部门使用女工；
（7）由法律规定，工人由于不幸事故或有害的生产条件而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时，雇主应负民事责任；工人无须证明上述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是由雇主的过错造成的；
（8）禁止用商品支付工资；
（9）国家对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工人发放养老金；
（10）增加工厂视察员的人数；在女工占多数的部门设女视察员；由工人选出并由国家支付薪金的代表监督工厂法的执行，以及由工人选出的代表监督工资标准的制定和商品的验收；
（11）地方自治机关在工人代表的参与下共同监督企业主拨给工人的住宅的卫生状况，以及监督这些住宅的内部规章和租用条件，使雇佣工人作为私人和公民的生活和行动不受企业主的干涉；
（12）在一切使用雇佣劳动的企业内对劳动条件建立正规的、全面的卫生监督；
（13）把工厂视察机关监督制推广到手艺业、家庭工业、手工工业和国营企业中去；
（14）规定破坏劳动保护法应负刑事责任；
（15）禁止企业主以任何理由和为了任何目的（罚款、检验等等）克扣工资；
（16）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设立职业法庭，由对等的工人代表和企业主代表组成。
【E】
此外，为了俄国国家财政民主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要求取消一切间接税，征收累进所得税。
为了肃清旧农奴制残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力求：
（1）取消赎金、代役租以及目前农民这个纳税等级所承担的一切义务；
（2）废除连环保和一切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法律；
（3）用赎金和代役租方式从人民那里勒索的钱应归还人民；为此没收寺院的财产和皇族的田产，同时对享有赎金贷款的大贵族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课以特别税；把这样获得的款项作为村团的文化和慈善事业的特别国民基金；
（4）设立农民委员会，以便：
（一）把废除农奴制时从农民那里割去的和成为地主盘剥工具的那些土地归还村团（用剥夺的办法，或者——在土地已经转手的情况下——用赎买的办法等等）；
（二）消灭在乌拉尔、阿尔泰、西部边疆区和国内其他地区保留下来的农奴制残余；
（5）授权法庭降低过高的地租和宣布盘剥性契约无效。
【F】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力求达到自己最近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同时坚决屏弃所有那些把警察对劳动群众的监护的每一次扩大都说成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步骤的改良方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自己坚信，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开由全民自由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完全、彻底、可靠地实现上述各种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902年1月8日和2月18日之间），《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94—198页
马克思从来没有象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把革命的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时髦的空谈或动听的词藻。马克思善于无情地屏弃无政府主义，鄙视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畜圈”，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3页
工人和全体劳动者不仅被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且被四年掠夺战争弄得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而资本家和投机商继续掌握着掠夺来的“财产”和“现成的”国家政权机构，这时候高谈什么纯粹民主、一般民主、平等、自由、全民性，就是嘲弄被剥削的劳动者，就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说：你们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看到它同封建制度相比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不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国家也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列宁：《论“民主”和专政》（1918年12月2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384—385页
当然，同沙皇制度、专制制度、君主制度和一切封建主义残余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民主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当然，我们应当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那样的话，我们的提法就应当是：在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形式。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恰恰已经到了这个斗争的决定关头。正是现在，问题已经变成这样：资本家能不能保持住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首先是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这就是说，他们在准备新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同各民族间的大厮杀有着怎样的联系，它怎样不可遏止地导致这样的大厮杀。这样一来，大家都清楚地看到，一切所谓民主是全民意志的表现的宣传原来都是骗局，从事这种宣传原来不过是资本家和富人利用仍归他们私有的出版物以及利用其他一切政治宣传工具来欺骗最落后的劳动阶层的特权。
问题就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是用立宪会议、各种选举原则、民主以及资产阶级的其他骗局掩盖起来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迷惑傻瓜的，只有彻底成为和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叛徒、社会主义叛徒的人，现在才会把它们奉为至宝，用它们向人夸耀。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28—429页
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为的是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历史的最紧要关头，即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得国家政权并在半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借助这个政权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去最后消灭阶级的时候，实际上忘记阶级斗争。
伯尔尼国际的领袖们是一些十足的庸人，他们重复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滥调，而没有看到，他们是在重复早已被粉碎了的关于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和平等的思想，没有了解到，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剥削者、资本家。
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和平等已经死去，就象资本主义已经死去一样。考茨基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是不能使它复活的。
无产阶级必须消灭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自由（摆脱资本家的自由，摆脱商品交换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平等（不是阶级的平等——考茨基之流、王德威尔得之流和麦克唐纳之流就滑入了这种庸俗见解的泥坑——而是推翻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者的平等）的真实内容。
只要阶级存在，自由和阶级平等就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粉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镇压资产阶级，制止其他一切阶级想恢复资本主义的一切尝试，给予劳动者以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这只有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不仅给他们“权利”，而且使他们能实际享有从资产阶级那里夺来的一切。
谁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苏维埃政权，或无产阶级民主）的这个内容，谁就是白使用了这个字眼。
列宁：《论第三国际的任务》（1919年7月1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00—101页
1．普选制是测量各个阶级对自己任务的理解是否成熟的标尺。它表明各个阶级想要怎样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本身不是用投票表决所能达到的，而是要通过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直到进行国内战争才能达到的。
2.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站在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上，赞同它的偏见，以为投票表决能够解决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
3．为了通过选举和各党派在议会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
参加资产阶级的议会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内的斗争，或者认为议会内的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倒向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2页
5.工人阶级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人民为争取充分的自由而斗争。工人政党一旦成为争取民权的领袖，就将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1840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55页
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土，因为第一，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这个阶级的地位不可能有丝毫改变，它既没有接近最高当局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1897年年底），《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36页
因为经济斗争而忘掉政治斗争，那就是背弃了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忘掉了全部工人运动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甚至不止一次地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俄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某种类似的办法，因为它总是设法给人民小恩小惠，确切些说，假仁假义地施与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只是使人民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备受压迫的状况。如果工人不能象德国工人和欧洲其他一切国家（土耳其和俄国除外）工人那样享有自由集会、结社、办报纸、派代表参加人民的集会这些权利，那么任何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他们带来持久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而要想获得这些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俄国，不但工人而且全体公民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俄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即无限君主制的国家。沙皇独自颁布法律，任命官吏，监督官吏。因此，看来好象俄国沙皇和沙皇政府不从属于任何阶级，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官吏都来自有产者阶级，而且都受大资本家的支配。大资本家可以任意驱使各个大臣，可以为所欲为。俄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压迫：他们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抢劫和掠夺。为了使他们不能反抗，警察还把他们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每次反对资本家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级阶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既然彼得堡一个城市的工人在社会党人的帮助不大的情况下能够很快地迫使政府让步——颁布关于缩短工作日的法令，那么整个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领导下就一定能够通过顽强的斗争获得无比重大的让步。
俄国工人阶级即使得不到其他任何阶级的帮助。也能单独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但是在政治斗争中工人并不是孤立的。人民毫无权利，强盗官吏横行霸道，也激怒了一切对限制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行为不能容忍的比较正直的知识界人士，激怒了受迫害的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和俄国的教派信徒，激怒了受官吏和警察欺压而又无处投诉的小商人、小企业主和小农。所有这些居民集团是无力单独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的，但是只要工人阶级举起斗争的旗帜，他们就会从各方面向工人阶级伸出援助的手。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旦成为一切争民权、争民主的战士的领袖，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不早于10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2—163页
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并不意味着这个革命只对资产阶级才有利。恰恰相反，它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最有利、最需要。事变日益清楚地表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为完全的自由、为共和制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资产阶级却是不可靠和不坚定的。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全体人民，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因为农民从专制制度那里得到的，只能是压迫和暴行，从人民的资产阶级朋友那里得到的，只能是背叛和出卖。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地位，能够比一切其他阶级更早地懂得，伟大的历史问题最终只有用暴力来解决，自由不付出巨大的牺牲是得不到的，沙皇政府的武装抵抗必须靠手持武器去粉碎和击溃。否则，我们就不会得到自由，否则，俄国就会和土耳其的命运一样——长期处于痛苦的衰落和瓦解状态，这种状态对于所有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群众来说就尤其痛苦。让资产阶级去低三下四和当奴才吧，去讨价还价和苦苦哀求小恩小惠吧，去取得一点可怜的假自由吧。无产阶级将投身战斗，率领备受最卑鄙最难忍的农奴制度折磨和备受欺凌的农民，去争取充分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武装起来的人民凭借革命政权才能捍卫得住。
列宁：《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1905年6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4—295页
社会民主党不怕正视真相。它了解资产阶级背叛的本性。它知道，自由给工人带来的不是安宁，不是和平，而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进行新的更伟大的斗争，同现在的资产阶级这个自由的朋友进行斗争。虽然如此（而且正因为如此），自由却是工人绝对需要的，工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自由。只有工人能够领导人民为争取充分的自由而斗争，为争取民主共和国而斗争，他们也一定会为此作殊死的斗争。
列宁：《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1905年6月15日［28日］，）《列宁全集》 第2版第10卷第295页
我们认为这样的基本点可以指出六条，它们应当成为任何革命政府的政治旗帜和最近纲领，它们应当使人民支持这个政府，而人民的全部革命干劲也都应当集中到这些基本点上来，也就是集中到最迫切的工作上来。
这六条是：（1）全民立宪会议；（2）武装人民；（3）政治自由；（4）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享有充分自由；（5）八小时工作制；（6）农民革命委员会。
列宁：《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1905年6月27日［7月1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22页
农民要求土地和自由。对于这一点是不可能有两种意见的。所有的觉悟工人都在全力地支持革命农民。所有的觉悟工人都希望并且竭力使农民取得全部土地和充分自由。全部土地，这就是说不满足于任何局部的让步和小恩小惠，这就是说不是打算使农民同地主妥协，而是打算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
列宁：《无产阶级和农民》（1905年11月12日［2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88—89页
“充分自由”，这就是说管理社会和国家大事的官吏和公职人员要由选举产生。“充分自由，”这就是说彻底消灭那种不是完全和绝对依靠人民的、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不是向人民汇报工作的、不能由人民撤换的国家政权。“充分自由”，这就是说不是人民应当服从官吏，而是官吏必须服从人民。
当然，不是所有为土地和自由而斗争的农民都能充分理解这个斗争，以至提出共和制的要求。但是，农民的要求带有民主趋向是无可怀疑的。所以农民的这些要求一定会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农民应当知道、在城市中竖起的红旗不仅是为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当前的、迫切的要求而斗争的旗帜，而且是为千千万万小农的要求而斗争的旗帜。
农奴制遗留下来的各式各样的残余，至今还在残酷地压迫着所有的农民群众，而在红旗下面的无产者已经向这种压迫宣战了。
但是红旗不只是意味着无产阶级支持农民的要求，而且还意味着无产阶级有自己的独立的要求。它不仅意味着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而且还意味着反对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斗争，反对人民群众的贫困的斗争，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于是在我们面前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革命能够给农民什么呢？农民的许多知心朋友（例如，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都不重视这个问题，看不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要提出和解决农民要求什么这个问题就够了，只要得出农民要求土地和自由这个答案就够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充分自由，一切官吏直到国家元首完全由选举产生，这并不会消灭资本的统治，并不会消灭少数人富有和大众贫困的现象。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同样不会消灭资本的统治和大众的贫困。就是在为全民所有的土地上，也只有拥有资本的人，拥有农具、牲畜、机器、种子储备以及资金等等的人才能够独立经营。那些除了能劳动的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甚至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土地为全民所有的条件下，仍然不免是资本的奴隶。关于无须资本社会化而实行土地“社会化”的思想，关于在资本和商品经济存在的情况下可能平均使用土地的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中，社会主义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即大多数人都持有这种或者类似的错误思想。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已经在事实上证明了这种错误的全部危害性，欧美的社会主义无产者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这种错误。
因此，觉悟工人的红旗首先意味着我们以全力支持农民争取充分自由和全部土地的斗争，其次它意味着我们并不停留在这一点上，还要继续前进。除了争取自由和土地的斗争以外，我们还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
列宁：《无产阶级和农民》（1905年11月12日［2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89—90页
应当使女工们更多参加选举。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完全废除了一切使妇女处于与男子不平等的地位、使男子享有特权（例如在婚姻法方面和对子女的关系方面）的卑鄙的资产阶级旧法律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这个劳动者的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取消了一切因私有制而造成的特权的政权，而在所有的、甚至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家庭法中，男子还保留着这些特权。
哪里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哪里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可能有男女的平等。
哪里没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哪里是由没有这些剥削者参加的劳动者的政权在建设新生活，哪里在法律上就有男女的平等。
但这还不够。
法律上的平等还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平等。
我们要使女工不但在法律上并且在实际生活中都能同男工平等。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女工愈来愈多地参加公有企业的管理和国家的管理。
妇女通过管理很快就会掌握业务，赶上男子。
把更多的女工选进苏维埃去，不管她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正直的女工，能有条有理地勤勤恳恳地工作，即使不是党员，也可以把她选进莫斯科苏维埃去！
莫斯科苏维埃应当有更多的女工！让莫斯科的无产阶级证明：它准备尽力而且正在尽力反对过去的不平等制度，反对过去资产阶级对妇女的蔑视，夺取斗争的胜利！
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
列宁：《致女工》（1920年2月2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70—171页
由此可见，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对于问题的看法是多么狭隘，他们竟想把工人运动局限在经济斗争和各种经济组织的范围里，把政治斗争让给“知识界”、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去进行，而只让工人充当配角。历史教导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就只好为资产阶级火中取票。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常常乐于利用工人壮健的手臂，但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就把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使工人一无所得。如果我们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那么工人从这个斗争中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至于大学生和社会人士中的其他抗议者，其实他们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只要给他们一个能赋予人民些微权利的无伤大体的“残缺不全的宪法”，就足以使这些抗议者唱起另一种调子来颂扬“新”制度了。资产阶级时时刻刻惧怕共产主义的“赤色幽灵”，在一切革命中他们总是当事情刚刚开始时就力图把它结束。被工人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只要得到一点点于自己有利的让步，就向政府伸出调和的手，无耻地出卖自由事业。
只有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民主主义可靠的砥柱。只有工人阶级才不会由于获得某种让步而和专制制度妥协，才不会因为人家弹奏宪政琵琶、唱起甜蜜调子便麻痹起来。
因此，工人阶级是能够站在整个民主主义运动的前头，还是作为“知识界”即资产阶级的配角去做运动的尾巴，这对于俄国民主主义事业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在前一场合下，由于推翻专制制度，就会有一个广泛的民主宪法，这个宪法给工人、受压迫的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在后一场合下，我们就只会得到一个“残缺不全的宪法”，这个宪法在践踏工人的要求、只给人民一种自由的幻影方面，将不亚于专制制度。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1901年11—12月），《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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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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