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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人权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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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１、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是实现真正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条件。２、要彻底消灭不平等，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的唯一步骤）
九、社会主义人权的现实基础
1.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是实现真正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条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运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的买卖也就会消失。我们的资产者关于自由买卖的空谈，也像他们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你们说，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268页
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绞尽脑汁，为使劳动变成高尚的事业并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造成产品普遍丰富的水平创造了物质前提。
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的集体监督，这些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劳动的产品本身转过来反对自己，变成压迫他们自己的工具。
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
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1854年3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7页
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使任何生产工具都不再成为私人的财产。生产工具的私有制是一种虚伪的幌子，因为私有者不可能亲自使用生产工具；但是私有制却给予私有者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他们就借此强迫别人为他们做工。在半野蛮状态中这种秩序也许是必要的，但现在已经毫无必要了。一切生产资料都应该公有化，以便保证每个人都既有权利，又有可能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如果我们能达到这种情况，继承权也就不需要了。但在此以前，家属继承权还不可能废除。人们为自己的子女储蓄，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子女有生活资料。如果子女的生活在双亲死后能够得到保障，那双亲就不会再去操心给子女留下生活所需的资料了；然而现在还没有那种条件，废除继承权只会引起困难，只会惊动和吓坏人们，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废除继承权不会使社会革命开始，而只会使社会革命完蛋。起点应该是：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创造条件。
马克思：《卡·马克思关于继承权的发言记录》（1869年7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2－653页
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灭。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同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
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1872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4—67页
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愈来愈少但是愈来愈富的资本家和人数愈来愈多而总的说来处境愈来愈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了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而且是以不断增长的规模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0页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现在，这些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阻挠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使劳动时间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2—333页
要终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只有采取一种手段，就是消灭劳动工具的私有制，所有工厂和矿山以及所有大地产等等都归整个社会所有，实行由工人自己进行管理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那时，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种需要，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因此党纲上指出，只有这样，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才能结束。为此，就必须使政权即管理国家的权力，从处在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影响下的政府手里，或者说从直接由资本家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手里，转到工人阶级手里。
这就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这就是工人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条件。
列宁：《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年和1896年），《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81页
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最主要、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吸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压迫最深的人们参与政治。无论在君主制度下或者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都受到资本家的压迫、欺骗和掠夺。只要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还存在，资本家的这种压迫、这种欺骗和这种对国民劳动的掠夺就是不可避免的。
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就在于：它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废除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的同时，把全部国家政权集中在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手里。由这些群众自己来掌管政治即建设新社会的事业。这件事情是困难的，群众受尽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和蹂躏，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雇佣奴隶制，摆脱资本家奴役的出路。
要吸引群众参与政治就不能不吸引妇女参与政治，因为占人类半数的妇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着双重的压迫。女工和农妇受着资本的压迫，不仅如此，她们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仍然没有享受充分的权利，因为法律不允许她们同男子平等，这是第一；第二，——这也是主要的——她们仍然受着“家庭的奴役”，仍然是“家庭的奴隶”，她们被最琐碎、最粗重、最辛苦、最使人愚钝的下厨房等单独的家务劳动压得喘不过气来。
布尔什维克革命即苏维埃革命彻底铲除了妇女受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这是过去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敢做的。在我们苏维埃俄国，法律上男女的不平等已经完全取消了。苏维埃政权彻底消灭了婚姻法和家庭法上的特别可耻、卑鄙、伪善的不平等，消除了在对子女关系上的不平等。
这只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但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哪怕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都不敢走这第一步，因为它害怕触犯“神圣的私有制”。
第二步，也是主要的一步，就是废除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妇女获得真正彻底的解放，通过从单独的琐碎的家务劳动向社会化的大规模劳动的转变摆脱“家庭的奴役”。
这个转变是困难的，因为这关系到改造根深蒂固的、习以为常的、陈旧和僵化的‘规矩”（老实说，这不是什么“规矩”，而是丑恶现象和野蛮行为）。但是这个转变已经开始，事情已经向前推进了，我们已经走上新的道路。
在国际劳动妇女节，世界各国的女工将在无数的集会上向苏维埃俄国致敬，因为它已经开始了空前艰苦的但具有伟大世界意义的真正的解放事业。这些集会将会有力地号召女工们不要在凶恶的甚至是残暴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面前丧失斗志。资产阶级国家愈是“自由”、愈是“民主”，资本家匪帮对付工人革命就愈是凶恶残暴；北美合众国这个民主共和国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广大工人已经觉醒。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彻底唤醒了美洲、欧洲以及落后的亚洲的沉睡的、半睡不醒的、死气沉沉的群众。
世界各个角落的坚冰已被打破了。
列宁：《国际劳动妇女节》（1921年3月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80—381页
2.要彻底消灭不平等，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的唯一步骤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市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在这个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制度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能阻碍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典型发展，而造成例如英国那样的状态，即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贪污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参议会议员，城市里凶狠的济贫所监督和郡里事实上世袭的治安法官加以补充。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享有过、而在路易—拿破仑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假虚统治所排除了的对乡村的统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经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撰搞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1791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鲁土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轮子的城市制度。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
一个骗局。出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
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了，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露暴！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4—379页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口，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像一切伟大事物一样。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
“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从它的敌人的政府下解放出来……为本城建立了保卫公民不受当局（政府）侵犯的国民军，来代替保卫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军。”（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
（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就足以根除常备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立刻消除捐税和国债的这种根源和阶级统治——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篡夺政府的这种经常危险。）同时它也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而且在事实上使所有其他国家也不可能维持耗费资财的军事机器；它使农民免除了血税和那要求无止境地增加一切国税和国债的根源。仅就这一点来说，公社就是农民的一大幸运，是农民解放之先声。同时废除了“独立警察”，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这些贼匪。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以议会方式批推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十二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二百四十英镑；根据一位科学界权威赫胥黎教授的估计，这种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所谓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它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它的工作。它像密尔顿写他的《失乐园》一样所得的报酬只是几英镑；它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刚愎自用，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在内战和革命的紊乱情况中维持秩序），（采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兴）。不管公社的个别措施的价值如何，公社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敌人和阶级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未经准备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理论。它的出现就是对征服法国的胜利者的一个胜利，已被俘获的巴黎英勇地一跃而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而这个领导地位并不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于巴黎率先领导起社会运动，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末，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行动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法国都会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会代替常备军；大批国家寄生虫会被排除；教师会代替僧侣等级；国家法官会改换为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会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务会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务。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篡夺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的政治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篡夺、欺骗、权诈才能由少数人把它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公社以下述措施来开始解放劳动——它的伟大目标：它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为非作歹的活动，杜绝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另一方面，以工人的工资执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务。由此可见，公社是以大规模的节约，不但以政治改造，而且以经济改革来开始其工作的。
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的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使社会革命加强武装，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3—417页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像统治阶级及其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以往在它们相继获得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一样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驯顺的警察、僧侣、卑贱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地盘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都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枝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3—434页
总委员会发表的任何一个文件都无不超越第一条的界限。但是总委员会能够超越协会正式纲领的界限，仅仅是在情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限度内。这并不使任何一个支部有理由说：你们破坏了我们的章程，你们正式宣布协会章程中所没有的东西。您说，我们的那不勒斯朋友们不满足于单纯的抽象概念，他们希望某种具体的东西，他们不满意除了平等和以社会秩序代替无秩序以外的任何东西。好，我们愿意做得更多。在总委员会中没有一个人不主张彻底消灭社会阶级，总委员会没有一个文件是不完全符合这一点的。我们必须摆脱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使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具、机器、原料和在生产所需的时间内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资料的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的联合阶级来代替他们的地位，并且促进这个阶级的发展。其结果，不平等必将消灭。而为了彻底做到这一点，必须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我认为，这对于那不勒斯的朋友们是相当具体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1871年7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66—267页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度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880年1月—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页
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把民主变为幻想，同时，资本主义又造成群众中的民主意向，建立民主设施，使得否定民主的帝国主义和渴望民主的群众之间的对抗尖锐化。不能用任何最“理想的”民主改造，而只能用经济变革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是无产阶级如果不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受到教育，就不能实现经济变革。不夺取银行，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不能战胜资本主义，但是如果不组织全体人民对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来的生产资料进行民主管理，不吸收全体劳动群众，即无产者、半无产者和小农来民主地组织自己的队伍、自己的力量和参加国家的管理，就不能实现这些革命措施。帝国主义战争可以说是对民主的三重否定（一、任何战争都是用暴力代替“权利”；二、帝国主义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否定；三、帝国主义战争使共和国完全等同于君主国），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起义的兴起和发展，同民主的反抗和义价的增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主义导致任何国家的消亡，因而也导致任何民主的消亡，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把对付资产阶级即少数居民的暴力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而民主就是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与解决有关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
列宁：《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的回答》（1916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11页
工农苏维埃，这是新的国家类型，新的最高的民主类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是在不要资产阶级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来管理国家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民主第一次为群众为劳动者服务，不再是富人的民主，而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王。人民群众现在第一次为亿万人解决实现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专政的任务，而不解决这一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 1918年8月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61页
资产阶级不得不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专政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遗憾的是现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在帮他们的忙）赞同这种谎言、这种伪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予以揭穿，直接而公开地向工人和劳动群众说明真相：民主共和国、立宪会议、全民选举等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要把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除了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这种专政，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的压迫，彻底认清资产阶级民主这种富人的民主是谎言、欺骗和伪善，才能实行穷人的民主，也就是使工人和贫苦农民事实上享受到民主的好处，而现在（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下）大多数劳动者事实上是享受不到民主的这些好处的。
例如拿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来说。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硬要工人相信，目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民主”的。这是撒谎，因为实际上资本家、剥削者、地主、投机商掌握着十分之九可供开会的最好的建筑物，掌握着十分之九的纸张、印刷所等等。城市的工人、农村的长工和日工实际上被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这种权利是由考茨基和伦纳之流先生们来捍卫的，遗憾的是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也跑到他们那边去了）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机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法管等等排除于民主之外。目前德意志“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就是谎言，就是伪善，因为实际上这是富人收买和贿赂报刊的自由，是富人用资产阶级报纸谎言这样的劣等烧酒来麻醉人民的自由，是富人“占有”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等等的自由。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从资本家手里把地主宅第、最好的建筑物、印刷所、纸库夺过来供劳动者使用。
于是，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奥斯特尔利茨和伦纳之流（和他们一道的还有一些外国的同道者，如龚帕斯、韩德逊、列诺得尔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就大叫起来，说这是用“一个阶级的专政”代替“全民的”、“纯粹的”民主！
我们回答说：不对！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形式伪装起来的专政）。这是用穷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这是用大多数人即劳动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代替少数人即剥削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是民主在世界历史上空前地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而资本使任何一种、甚至最“民主”最共和的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变得面目全非和残缺不全。这是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种代替是使国家完全消亡的唯一道路。
列宁：《论“民主”和专政》（1919年12月23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385—386页
社会党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民主从古代的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过程中，随着统治阶级的更迭，必然在形式上发生变化。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中，在中世纪各城市中，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如果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使政权由剥削者少数手里转到被剥削者多数手里的革命，能够在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的老框框内发生，不需要最急剧的转变，不需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以及体现运用民主的新条件的新机构等等，那就荒谬绝伦了。
14．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相似的地方在于，这种专政之所以需要，同任何专政一样，是由于必须用暴力镇压那个失去政治统治权的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大多数人即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镇压极少数人即地主资本家的反抗。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一般地说必然使民主形式和民主机构发生变化，而且要使它们变得能使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空前广泛地实际享受到民主。
而已经实际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即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苏维埃制度，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中类似的苏维埃机关，也确实意味着和确实做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真正有可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情况，甚至近似的情况，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在于：正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工人和半无产者（不剥削他人劳动并经常出卖至少是一部分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的群众组织，是整个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家机构的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础。正是那些过去在法律上有平等权利、实际上被用各种手法加以排挤而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和自由（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这样）的群众，现在经常被吸引来而且一定要吸引来参加对国家的民主管理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
15．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而且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也不可能实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立刻实现、全部实现这种平等，因为只有不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从瓜分和重新瓜分生产资料的斗争中捞取好处的工人政权，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16．旧式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被组织得尽量使劳动群众远离管理机构。相反地，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则组织得能使劳动群众同管理机构接近起来。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苏维埃国家组织中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合而为一，并用生产单位（如工厂）来代替地域性的选区。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92—493页
其实，正是资产阶级才始终是伪善的，它把形式上的平等叫作“民主”，实际上却用无数欺骗、压迫等手段来蹂躏穷人、劳动者、小农和工人。帝国主义战争（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曾无耻地对它进行粉饰）向千百万人揭示了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是保护劳动者免于资本压迫、免于资产阶级军事专政暴力和免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手段。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达到实际生活中的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平等和民主，经济现实中的而不是政治空谈中的平等和民主的唯一步骤。
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08页
我们把所有的基本力量或基本阶级及其被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了的相互关系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第二国际的一切代表所持的、流行的小资产阶级观念，即“经过”一般“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理论上是何等荒谬，何等愚蠢。这种错误观念的根源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即以为“民主”具有绝对的、超阶级的内容。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阶级斗争也上升到了更高的阶层，而使一切形式都服从它。
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重复那些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意味着全面地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和原则立场上去了。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问题只能这样提：是不受哪个阶级压迫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同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还是废除私有制的斗争基础上的民主？如此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阐明，如果不把平等了解为消灭阶级，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平等概念就会变成一种偏见。这个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平等概念不同于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起码真理，是常常被人遗忘的。只要不忘记这个真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就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了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就应当对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采用斗争、影响、诱导等不同的方法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76—277页
在苏黎世出版的瑞士左派社会党报纸《民权报》（《Volks-recht》）的编辑诺布斯同志，不久以前在该报上刊登了季诺维也夫关于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的信，以及他自己对这封信的冗长的答复。概括起来说，诺布斯对于接受21项条件和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作了坚决的否定的回答——这是为了“自由’，当然是为了批评的自由，为了摆脱过分严格的要求或者摆脱莫斯科独裁统治的自由（我没有保存诺布斯的文章，只能凭记忆引证，只能保证意思准确，不能保证措辞没有出入）。
同时，诺布斯同志拉塞拉蒂同志做盟友，大家知道，塞拉蒂同志也不满意“莫斯科”，就是说，尤其不满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俄国委员，并且也抱怨莫斯科破坏了共产国际各个组成部分即各个党和各个成员的“自由”。因此稍微谈谈“自由”并不是多余的。
我们经历了三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完全可以说，全世界最流行和最普遍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就是指责它破坏自由和平等。各国的一切资产阶级报刊，直到包括考茨基、希法亭、马尔托夫、切尔诺夫、龙格等等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报刊，也正是猛烈攻击布尔什维克破坏了自由和平等。从理论上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希望读者回忆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一段充满讽刺的名言：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资本论》 1920年俄文版第1卷第152页，第2篇第4章末）
这段充满讽刺的话包含了最深刻的历史内容和哲学内容。应该把这段话和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对这一问题所作的通俗说明加以对照，特别是和他下面这句话加以对照：平等的概念如果不归结为消灭阶级，那就是偏见或胡说。
消灭封建主义及其遗迹、实行资产阶级的（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的原则，在世界历史上用了整整一个时代。而这一世界历史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消灭资本主义及其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我们这一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而且应当是：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偏见，同这些偏见作无情的斗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等等问题。
列宁：《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920年11月4日和12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22—423页
只有摧毁专制制度，才能建立起依靠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并保障学习、罢工、言论、宗教、民族及其他等等自由的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给人民以自卫手段，使他们不受各种压迫者、商人、资本家、僧侣、贵族的迫害：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开辟出一条自由的道路，使人们走向美好的未来，并能自由地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
当然，大学生只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进行这个巨大的斗争的，他们软弱无力的手臂擎不住这面沉重的旗帜。要擎得住这面旗帜，就需要更强有力的手臂，而在当前的条件下，只有工人群众联合的力量才是这样的力量。因此俄国工人阶级必须把全国旗帜从大学生软弱的手中接过来，在上面写上“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宪法万岁！”去引导俄国人民走向自由。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1901年11—12月），《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0—11页
第一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切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见《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93页）。考茨基及其同伙所谓普遍的平等、“纯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空话，是资产阶级用来掩饰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的。“纯粹”民主论是帝国主义强盗所驯育和豢养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使命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的脓疮，粉饰帝国主义，赋予它一种精神力量来反对被剥削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这至少是因为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这些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剥削者的特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群众是没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的，这至少是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尔德家族和斯汀尼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摩根家族所指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19—220页
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份放在所谓人民之列。这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是一样的。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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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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