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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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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１、社会主义人权和实现具有真实性。社会主义不是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是让人民能实际享受权利和自由。２、社会主义人权的内容具有广泛性，人民群众能够享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族、性别等各方面的平等权利。３、社会主义人权的主体具有普遍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所有人民享有各种平等权利。镇夺剥削阶级的反抗是必要的，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则不是必要的。４、社会主义人权还须不断完善和发展。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十、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特征
1.社会主义人权的实现具有真实性。社会主义不是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是让人民能实际享受权利和自由
现今的制度使寄生虫安逸和奢侈，让工人劳动和贫困，并且
使所有的人退化，这种制度按其实质来说是不公正的，是应该被
消灭的。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市场的任何扩大都吸收不了那种过多的产品，因此生活资料和福利资料的丰富本身成了工商业停滞、失业、从而千百万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既然如此，这种制度就是可以被消灭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请所有的人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给予社会主义联盟以协助。赞同者应该承认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所有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是真理、正义和道德。他们应该承认：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恩格斯：《弗·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1887年6月14—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
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得很少和附带条件很多的“权利”；不宣布这些权利，不立即为实现这些权利而斗争，不用这种斗争精神教育群众，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67—168页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6页
巩固和发展作为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专政形式的苏维埃政权，这一形式已经受过实际经验的检验，是由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提出来的。
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实现（更广泛、更普遍和更有计划地实现）这种形式的国家政权、这种新型的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这些任务就是：
（1）把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和组织起来，——这里只限于被剥削劳动群众，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自然不包括剥削阶级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2）把被压迫阶级中最活动、最积极、最觉悟的部分，即他们的先锋队联合起来。先锋队应该不是从理论上而是通过实践教育全体劳动人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3）废除议会制（立法和行政的分立）；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合在一起。
（4）使整个国家政权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同群众的联系比过去的民主制形式更加密切。
（5）建立一支最不脱离人民的工农武装力量（苏维埃＝武装的工人和农民）。加强全民武装的组织性作为完全实现武装全民的最初步骤之一。
（6）实行更充分的民主制，其方法是简化手续，使选举和罢免更简便易行。
（7）同各个行业和生产单位、经济单位建立密切的（和直接的）联系（按工厂、按农业区和手工业区为单位进行选举）。有了这种密切联系，就有可能实现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
（8）（此项全部或部分归入前项）——就有可能取消官僚制，不要官僚制，并使这种可能性开始变为现实。
（9）在民主制的问题上，把重心从形式上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穷人和富人的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使被剥削劳动居民群众能实际上享受自由（民主）。
（10）为了进一步发展苏维埃国家组织，应该使每一个苏维埃成员除参加苏维埃的会议外，都必须担负管理国家的经常工作；然后逐步做到使全体居民都来参加苏维埃组织（在服从劳动者组织的条件下）并担负管理国家的职务。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要求：
（一）在政治方面：
发展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的优越性（《启蒙》第13一14页［共6条］）①；
随着剥削者反抗的停止，苏维埃宪法将适用于全体居民；
实行联邦制作为已经学会自愿超脱民族纠纷的劳动者走向自觉的更紧密的统一的过渡办法。
必须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一般”（即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准则应服从这个目的，顺应这个目的：
“自由”和民主不是供所有的人享用，而是供被剥削劳动群众享用，以利于摆脱剥削；无情地镇压剥削者。
注意： 重心从形式上承认自由（如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下那样）转到在实际上保证推翻了剥削者的劳动者享受自由。
例如，从承认集会自由转到把一切最好的大厅和场所交给工人，从承认言论自由转到把所有最好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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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96—298页。——原编者注
刷所交给工人，等等。
简单地列举一下旧的最纲领中的这些“自由”
武装工人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
通过苏维埃国家过渡到逐步消灭国家，其办法是有步骤地吸引愈来愈多的公民，直到吸引所有公民直接地经常地担负自己应承担的管理国家的责任。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不晚于3月8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6—69页
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大书特书形式上的平等和集会权利，我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的宪法则抛弃形式上平等的虚伪词句。当资产阶级共和派推翻帝制时，他们并不关心君主派同共和派的形式上的平等。现在要来推翻资产阶级了，只有叛徒或白痴才会极力为资产阶级争取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如果所有好的建筑物都让资产阶级占去了，“集会自由”对工人和农民来说就一文不值。我们的苏维埃把城市和乡村中好的建筑物从富人手里全部夺了过来，并把所有这些建筑物交给了工人和农民，供他们集会结社之用。这就是我们的集会自由——劳动者享受的集会自由！这就是我们的苏维埃宪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的意义和内容！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61—62页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在生活沸腾、要求特别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的时期，使工农更便于参加。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已经死亡、钻在资产阶级的故纸堆里而看不见实际生活、浸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奴才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如下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者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像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从一千个了解情况的工人和雇农当中可以找出哪怕是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示怀疑，那是可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不是对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觉察到的浅显明白、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理解每个工人都理解都清楚的这一真理，因为他“忘记了”提出、“已经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他从“纯粹的”（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论。他正像夏洛克那样来论证，只要“一磅肉”，别的什么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没有民主。
我们不得不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提出一个问题：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48—251页
苏维埃共和国——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的新型国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如下：
（1）建立和发展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在各方面的群众性的组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容许被剥削群众组织起来，至多只是宣布结社自由，实际上总是对他们的组织设置无数的实际障碍，而这些障碍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造成的。苏维埃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从各方面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组织提供方便，而且使这种组织成为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的整个国家机构的持久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而不像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那样，实际管理国家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2）苏维埃国家组织使那一部分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在社会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的斗争中经受锻炼最多的劳动群众，即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具有某种实际的优越地位。应当始终不渝地利用这种优越地位来消除资本主义为了把工人分裂成互相竞争的集团而在他们中间培养起来的那种狭隘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使最落后最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同先进工人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使他们摆脱农村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影响，组织和教育他们进行共产主义建设。
（3）资产阶级民主制冠冕堂皇地宣布一切公民平等，而实际上却伪善地掩盖剥削者资本家的统治，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似乎能够真正平等的思想欺骗群众。苏维埃国家组织戳穿了这种欺骗和伪善，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制度，即一切劳动者的真正平等，把剥削者排除出享有充分权利的社会成员之外。全部世界史的经验、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者的一切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剥削者必然要进行拼命的和长期的反抗来保持他们的特权。苏维埃国家组织适合于镇压这种反抗，否则就谈不上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4）劳动群众能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管理施加更直接的影响，即民主制的更高的形式的实现，在苏维埃这种类型的国家，同样是靠下述两方面达到的：第一，选举的程序和经常进行选举的机会，以及改选和罢免代表的条件，对于城乡的工人来说，比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下都容易和方便得多。
（5）第二，在苏维埃政权下，基层选举单位和国家建设的基本单位不是按地域划分，而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工厂）划分。国家机构同被资本主义联合起来的先进无产者群众的这种更为紧密的联系，除了建立起更高的民主制外，也为实现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性。
（6）苏维埃组织使我们建立了一支同被剥削劳动群众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农武装力量。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即武装工人和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就不可能实现。
（7）苏维埃组织无比深入地和广泛地发展了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制比中世纪有伟大历史进步性的那一面，即居民参加对公职人员的选举。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群众从来也没有像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那样广泛、那样经常、那样普遍、那样简便地行使选举权，因为资产阶级在形式上给了他们这种权利，而实际上又加以限制。同时苏维埃组织还屏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制消极的一面，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这一制度巴黎公社已开始废除，其狭隘性和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苏维埃把两种权力合而为一，使国家机构接近劳动群众而拆除了资产阶级议会这道围墙，因为资产阶级议会以假招牌欺骗群众，掩饰议会投机家的金融勾当和交易所勾当，保障资产阶级的国家管理机构的不可侵犯性。
（8）只有依靠苏维埃国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一下子打碎和彻底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不然就不可能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不论在君主国或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官僚主义是随时随地把国家权力同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连在一起的，而目前在俄国却已完全摧毁了官僚主义这座堡垒。但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远未结束。官僚们一方面利用居民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另一方面利用城市工人促最觉悟的阶层忙于几乎超过人力所及的极度紧张的军事工作，企图夺回一部分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因此，要使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成就，继续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绝对迫切需要的。
（9）这方面的工作同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历史任务，即向完全消灭国家过渡这一任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工作应当是：第一，使每一个苏维埃委员必须担任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第二，不断变换这些工作，以便能接触与国家管理有联系的全部事务和一切部门；第三，采取一系列逐步的、经过慎重选择而又坚决实行的措施，以吸引全体劳动居民独立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10）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实际使用是好的集会场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纸库（储备）来教育那些的资本主义弄得愚昧无知的人们，实际保证这些群众有真正的（实际的）可能来逐渐摆脱宗教偏见等等的束缚。在实际上使被剥削的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这正是苏维埃政权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今后应当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列宁：《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年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82—86页
无产阶级的民主即苏维埃的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首先是和主要是让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能实际享受权利和自由。为此，苏维埃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房屋、印刷所和纸库，并将它们全部交给劳动人民及其组织支配。
俄共的任务是吸引日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扩大劳动群众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物质条件。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 （1919年不晚于3月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69页
劳动群众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地主和资本家。这个向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跨出的一步，按其大小、规模和速度说来，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而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对这一步却不加考虑。他们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意义上侈谈自由和平等，把这种民主虚伪地称为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考茨基）。
但劳动群众所考虑的却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不受地主资本家压迫的自由），所以他们这样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获得利益最多和马上获得利益的是农民。农民在地主资本家统治下的俄国是经常挨饿的。在我国多少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农民从来没有可能为自己劳动，总是把亿万普特粮食交给资本家，运往城市和国外，自己只好挨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农民才第一次为自己劳动，而且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农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自由，即享用自己粮食的自由，不挨饿的自由。谁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时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平等，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按人口”分配土地的。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72页
我们说，我们的目的，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要消灭阶级。阶级是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个集团可以靠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为生，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已有。所以，我们要谈论这种自由、这种平等，就应当像俄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一样承认：还没胡一个国家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给了这样多实际的自由和实际的平等；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就使劳动者摆脱了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一个国家在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土地方面，让人民享有这样的平等。在这一条道路上，在这一条摆脱资产阶级剥削直到彻底消灭阶级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并将继续为彻底消灭阶级进行斗争。我们很清楚，这些阶级被打垮了，但还没有被消灭。我们很清楚，地主和资本家被打垮了，但还没有被消灭。阶级斗争还在继续着，无产阶级应当同贫苦农民一道尽力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应当用自己的全部斗争经验、用自己的斗争榜样争取一切至今还在动摇不定的分子，以便继续为彻底消灭阶级进行斗争。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代表大会闭幕词》（1919年12月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412页
是的，您说得对，我们还没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建成这种社会是并不那么容易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区别，您大概是知道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某些财产上的不平等。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经役有失业，已经没有剥削，已经没有民族压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有劳动的义务。虽然人们所得到的劳动报酬不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而是以他们所投入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因此还存在着工资，而且工资是不相等的，有差别的。只有将来创立了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由社会方面所得的劳动报酬，不是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而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只有到那个时候．才可以说我们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
您说，为了建立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牺牲过个人的自由，忍受过贫困．在您的问题里面透露出一种想法，就是社会主
义社会是否认个人自由的。这是不正确的。当然，要建立某种新东西，就必须自己节约一些，积蓄资金，暂时节省自己的消费，向别人借贷。如果您要建造一座新房屋，您就要积蓄金钱，暂时节省自己的消费，否则，房屋是建筑不起来的。说到建立人类的整个新社会，那就更要这样了。我们曾不得不暂时节省某些消费，积蓄相当的资金和集中力量。我们正是这样办了的，所以我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
可是我们建成这一种社会，并不是为了束缚个人自由，而是使个人真正感觉到他是自由的。我们建成这种社会，是为了真正的个人自由，为了不带引号的自由。我很难设想，一个饿着肚子、找不到工作的失业的人，会有什么“个人自由”。只有在消灭了剥削的地方，在没有人压迫人的地方，在没有失业和贫穷的地方，在人们不担心第二天会失去工作、住宅和饭碗的地方，才能够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这种社会里，才能够有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个人自由和其他任何自由。
斯大林：《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总经理罗伊·霍华德先生的谈话》（1936年3月1日），《斯大林文选》第92—93页
2.社会主义人权的内容具有广泛性，人民群众能够享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种族、性别等各方面的平等权利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完全自由地随便信仰哪种宗教的权利。欧洲各国中只有俄国和土耳其还保留着一些可耻的法律，来整治不信正教而信其他教的人，整治分裂教派，整治其他教派信徒，整治犹太人。这些法律或是干脆禁止某种宗教，或是禁止传布这种宗教，或是剥夺信仰这种宗教的人的某些权利。所有这些法律，都是极不公道、极专横、极可耻的。每个人不仅应该有随便信仰哪种宗教的完全自由，而且应该有传布任何一种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哪一个官吏都根本无权过问任何人信什么教，因为这是个信仰问题，谁也不能干涉。不应该有什么“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或教会。一切宗教，一切教会，在法律面前应该一律平等。各种宗教的教士可以由信那种教的教徒来供养，国家不应该用国库的钱来资助任何一种宗教，不应供养任何教士，不管是正教的，分裂教派的，还是其他任何教派的教士。社会民主党人正在为此而斗争。在这些措施还没有无条件实行以前，人民就一直要因为信教问题而受到警察的可耻迫害，就一直避免不了警察给某一种宗教同样可耻的施舍。
列宁：《告贫苦农民》（1903年3月1日［14日］—28日［4月1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50—151页
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句话通常是用来表示社会主义者对待宗教的态度的。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必须正确地说明，以免引起任何误解。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就我们自己的党而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像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在正式文件里应当根本取消关于公民某种信仰的任何记载。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国家教会，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只有彻底实现这些要求，才能结束以往那种可耻的、可诅咒的现象：教会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而俄国公民又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教会；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的法律（这种法律至今还列在我国的刑法和刑事法规中）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有效，这种法律追究人是否有信仰，摧残人的良心，把官位和俸禄同布施某种国家教会劣质酒联系起来。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现代国家和现代教会提出的要求。
俄国革命应当实现这个要求，这是政治自由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3日［1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32—133页
自由派教授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向社会主义发起了进攻。这一次谈问题，他不是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而是从泛泛地谈论平等着手的（也许教授认为，泛泛地谈论对他发言的那个宗教-哲学座谈会更适合吧？）。
杜冈先生宣称：“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当作经济理论，而把它当作生活的理想，那么毫无疑问，它是同平等的理想相联系的，但是平等这个概念……从经验和理性中是得不出来的。”
这就是自由派学者的论点，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那些陈腐透顶的论据，说什么经验和理性清楚地证明人不是平等的，可是社会主义却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这就等于说，社会主义原来是荒谬的，是违背经验和理性的等等！
杜冈先生又使出反动派的老花招：先对社会主义进行歪曲，硬把一些谬论说成是社会主义，然后再得意洋洋地驳斥这些谬论！当人们说经验和理性证明人不是平等的时候，这里的平等是指才能平等或者指人的体力和智力相同。
当然，从这层意义上来讲，人不是平等的。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不会忘记这一点。不过这种平等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杜冈先生根本不会思考，那么无论如何阅读总还是会的，杜冈先生只要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反对杜林的有名著作，就可以在其中读到关于平等的专门解释：在经济方面，只能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其他的理解都是愚蠢的。①但是，当教授先生们开始驳斥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最使人惊奇的是什么：是他们的愚笨呢，是他们的无知呢，还是他们的不老实。
既然是跟杜冈先生打交道，那就不得不从起码的道理讲起。
社会民主党人所理解的平等，在政治方面是指权利平等，在经济方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是指消灭阶级。至于确立人类在力气和才能（体力和智力）上的平等，社会主义者连想也没有想过。
凡达到一定年龄的国家公民，只要不是患通常的痴呆病，也不是患自由派教授那样的痴呆病，都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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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7页。——原编者注
同样的政治权利，这是权利平等的要求。首先提出这种要求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人所共知的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可以征明这一点，如果杜冈先生不是专门为了欺骗学生和工人，不是为了用“消灭”社会主义来讨好掌权者而引证“经验”的话，他是很容易弄清这一点的。
资产阶级在同中世纪的、封建的、农奴制的等级特权的斗争中，提出了全体公民权利平等的要求。比如俄国跟美国、瑞士等国家不同，直到现在，在俄国的整个政治生活中，无论是国务会议选举，还是杜马的选举，无论是地方管理，还是纳税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方面，都仍然保持着贵族的等级特权。
就是最迟钝最不开展的人也能领悟到，在体力和智力上，贵族等级的每个人都不是平等的，“纳税等级”、“平民”、“下层”或“无特权的”农民等级也一样，人们彼此之间也不是平等的。但是，所有的贵族在享有权利这一点上都是平等的，而所有的农民在不享有权利这一点上也都是平等的。
学识渊博的自由派教授杜冈先生现在总懂得权利平等和体力才能平等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了吧？
我们现在来谈谈经济平等。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不存在中世纪特权。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但是他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是不是平等的呢？
——不是的，杜冈先生，不是平等的。一些人掌握土地、工厂、资本，靠工人的无酬劳动生活，——这样的人只占极少数。另一些人，也就是广大居民，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有靠出卖自已的劳动力过活；这些人就是无产者。
美国没有贵族，而且资产者和无产者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可是他们的阶级地位不是平等的：一些人，即资本家阶级，他们掌握生产资料，靠工人的无酬劳动生活；另一些人，即雇佣工人、无产者阶级，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全靠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活。
消灭阶级——这就是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同样可以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土地、公有的工厂等进行劳动。
为了开导开导学识渊博的自由派教授杜冈先生，这样来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是必要的，也许杜冈先生在下了一番功夫之后，如今已懂得，期待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在力气和才能上平等是愚蠢的。
简单说来，社会主义者说平等，一向是指杜会的平等，指社会地位的平等，决不是指个人体力和智力的平等。
读者也许会发生这样的疑问：学识渊博的自由派教授怎么会忘记这些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任何一本阐述社会主义观点的著作中了解到的起码真理呢？回答很简单：就现代教授的个人特征来看，他们中间甚至也有像杜冈那样少见的蠢人。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教授们的社会地位又是这样，能够担任这个职务的只有那些出卖学识来为资本的利益效力的人，只有那些肯胡说八道发表最无耻的谬论来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人。资产阶级对教授们的这一切都会原谅的，只要他们干的是“消灭”社会主义的勾当。
列宁：《自由派教授论平等》（1914年3月11日［2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90—893页
资产阶级认为，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报刊。这种霸占的实际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
工农政府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应数量的纸张和相应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
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1917年11月4日［1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47页。
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真正民主制的这一基本原则，毫无例外地适用于一切代表会议，同样也适用于立宪会议。
比多数选举制更民主的比例选举制，要求采取比较复杂的措施来实现罢免权，也就是说，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但是，任何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实行罢免权、阻挠行使罢兔权以及限制罢免权的行为都是违反民主制的，是完全背离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任务的。比例选举制所要求的只是改变罢免权的形式，决不是缩小罢免权。
比例选举制的基础是承认党派和通过有组织的政党来进行选举，所以，当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对政党的态度发生任何巨大变化时，特别是当大党内部发生分裂时，在各党当选代表比例显然不符合各阶级的意志和力量的选区，必然会产生改选的要求。同时，按真正的民主制的要求，绝对不能只由被改造的机关来决定改选，这就是说，不能让当选人因为要保持自己的代表资格而阻挠人民实现罢免自己代表的意志。
因此，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每一个选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以及农民代表苏维埃，都有权决定改选参加市的、地方自治的以及包括立宪会议在内的一切代表机关的代表。苏维埃也有权决定改选日期。改选本身则要根据严格的比例选举制原则按照通常程序进行。
列宁：《罢免权法令草案》（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02—103页
改选问题，这是一个真正实现民主原则的问题。一切先进国家的惯例，只有当选者可以就国家立法问题说说话。资产阶级虽然给了选举代表来开动国家机器的权利，但是故意不给罢免权，即真正的监督权。
然而，在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时期，对宪法的一切修改都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精神，要求得到罢免权。
凡是实行议会制的地方，都实行并且承认民主的代表权。但是，这种代表权只限于人民两年有一次投票权，而且往往有这样的情形：靠人民的选票当选的人，却去帮助镇压人民，而人民则没有撤换和采取有效制裁措施的民主权利。
在保留着旧的民主传统的国家，例如，在瑞士和美国的某些州，还保留了民主的罢免权。
任何重大变革提到人民面前的任务显然不仅是利用现有法规，而且要制定新的相应的法规。因此，在召开立宪会议的前夕，必须重新审订新的选举条例。
苏维埃是劳动者自己建立的，是他们用革命毅力和创造精神建立的，这就是苏维埃能完全为实现群众的利益而工作的保证。每个农民既能选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又可罢免他们，苏维埃的真正人民性就在这里。
在我国，不同的政党相继掌过权；当政权最后一次由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的手里时，发生了一次变革，一次相当猛烈的变革，然而，如果有罢免权的话，只要进行一次投票就可以了。
我们常说自由这个词。从前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靠他们的几百万钱财来进行欺骗的自由，是他们靠这种欺骗手段来运用他们力量的自由。我们已经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和这种自由。国家是一种实行强制的机关。从前这是一小撮富豪对全体人民使用的暴力。我们则要把国家变成强制执行人民意志的机关。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我们要把暴力组织起来。
不赋予罢免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就是不让表达人民的革命意志，也就是篡夺了人民的权利。我们实行的是比例制选举，这的确是最民主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罢兔权是有一些困难，但是，这方面的困难纯粹是技术性的，而且很容易克服。比例制选举和罢免权之间无论如何是没有矛盾的。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罢免权的报告》（1917年11月21日［12月4日］），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06—107页
立宪会议决定：
1.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
2．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
二
立宪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对，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因此决定：
1．废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全部土地连同一切建筑物、农具和其他农业生产用具均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
2．批准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以保证劳动人民对剥削者的统治，并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的第一个步骤。
3．批准将一切银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压迫的条件之一。
4．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起见，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5．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武装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彻底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
三
1．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使全世界都淹没在这次空前的罪大恶极的战争的血泊之中，立宪会议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要把人类从它们的魔掌中拯救出来，因此完全赞同苏维埃政权所执行的下述政策：废除秘密条约，组织目前交战国双方军队中的工农进行最广泛的联欢，无论如何都要用革命手段争取在各国人民之间缔结以自由的民族自决为基础的、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民主的和约。
2．为了同一目的，立宪会议坚持必须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彻底决裂，这种政策把不多几个特殊民族的剥削者的幸福建筑在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以及小国亿万劳动人民的奴役之上。
立宪会议欢迎人民委员会宣布芬兰完全独立、开始从波斯撤出军队、宣布亚美尼亚有自决自由的政策。
3．立宪会议认为苏维埃关于废除（取消）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所订立的债约的法令，是对国际银行资本即金融资本的第一个打击，并深信苏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奋起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获得完全胜利。
四
立宪会议是根据十月革命前各党所提的名单选出的，当时人民还不可能全体都起来反对剥削者，还不知道剥削者为保护他们的阶级特权而进行的反抗会多么激烈，还没有实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立宪会议认为，如果它同苏维埃政权对立起来，即使从形式的观点来看，也是根本不正确的。
而就问题实质来说，立宪会议认为，现在正是人民同剥削者进行最后斗争的时刻，任何政权机关都不能有剥削者立足之地。政权应当完全地、绝对地属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全权代表机关——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立宪会议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并且认为它本身的全部任务就是规定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则。
同时，立宪会议力求建立俄国各民族劳动阶级的真正自由和自愿的、因而也是更加紧密和巩固的联盟，不过它的任务只限于规定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根本原则，而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在自己的全权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独立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和在什么基础上参加联邦政府及其他联邦苏维埃机关。
列宁：《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不晚于1918年1月3日［1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24—229页
在一切文明国家，甚至最先进的国家，妇女就其地位说被称为家庭奴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国里，妇女都没有完全的平等权利。
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首先是取消对妇女权利的各种限制。苏维埃政权已经彻底铲除了资产阶级的丑恶现象即妇女受压制和受凌辱的根源——离婚诉讼。
实行离婚完全自由的法律，已经快一年了。我们颁布了一项取消婚生子与非婚生子的地位差别、取消种种政治限制的法令；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充分地实现劳动妇女的平等和自由。
我们知道，工人阶级的妇女承受着旧法规的全部重压。
我们的法律在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一切使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东西。但是，问题不在于法律。这项关于婚姻完全自由的法律在我们城市和工厂区实行得很好，而在农村则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在那里，到教堂结婚至今还很盛行。这是受了神父的影响，同这种坏现象作斗争比同旧法律作斗争更困难。
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场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应当通过宣传、通过教育来进行斗争。斗争过激会引起群众的愤恨；这样进行斗争会加深群众因宗教信仰而造成的分裂，而我们的力量在于团结。宗教偏见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我们正是应当同这个祸害作斗争。
直到现在，妇女还处于被称为奴隶的地位；妇女被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她们从这种地位中解救出来。只有当我们从小农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和共耕制的时候，妇女才能得到完全解放，彻底翻身。这项任务是困难的，但是现在随着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得到巩固。
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1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180—181页
直到现在，妇女还处于被称为奴隶的地位；妇女被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把她们从这种地位中解放出来。只有当我们从小农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和共耕制的时候，妇女才能得到完全解放，彻底翻身。这项任务是困难的，但是现在随着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得到巩固。
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1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81页
拿妇女状况来说吧。在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中也没有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第一年内所做到的百分之一。我们真正彻底废除了那些剥夺妇女平等权利、限制离婚、规定可恶的离婚手续、不承认私生子、追究私生子的父亲等等卑鄙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残余在各文明国家内还大量存在，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耻辱。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豪。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0页
关于妇女的地位问题，苏维埃政权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提出来了。我觉得，任何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国家，它的任务都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比较简单容易。这一部分只触及把妇女置于同男子不平等的地位的旧法律。
从很久以前起，在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的过程中，西欧各次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曾提出要废除这些过时的法律，要求男女在法律上平等，可是任何一个欧洲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最先进的共和国，都没能实现这个要求，因为，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保留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保留资本的权力，那么，男子就会有特权。俄国所以能实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从1917年10月25日起，这里确立了工人政权。苏维埃政权刚诞生就决心成为反对一切剥削的劳动者的政权。它所提出的任务就是要使地主资本家不能再剥削劳动者，消灭资本的统治。苏维埃政权竭力要使劳动者建立起没有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的生活，因为私有制在世界各国，甚至在有充分政治自由的最民主的共和国里，都使劳动者事实上处于贫困的、雇佣奴隶的地位，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
苏维埃政权这个劳动者的政权在诞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在有关妇女的立法方面实行了最彻底的变革。苏维埃共和国彻底废除了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律。我指的就是专门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把她们置于不平等的甚至往往是受屈辱的地位的法律，即关于离婚、关于非婚生子女、关于女方要求子女的生父负担子女抚养费的权利的法律。
应该指出，正是在这方面，甚至最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立法也利用妇女较弱的地位，使她们处于不平等的和受屈辱的地位。也正是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彻底废除了劳动群众所不能容忍的不合理的旧法律。今天我们可以十分自豪而毫不夸大地说，除了苏维埃俄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实现了妇女与男子的完全平等，妇女不再处于日常家庭生活中显而易见的那种屈辱地位。这是我们最初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如果你们有机会同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接触，或者得到高尔察克或邓尼金占领区出版的俄文报纸，或者有机会同拥护这些报纸的观点的人们交谈，你们就能时常听到他们责备苏维埃政权破坏民主。
我们这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者，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经常受到某些人的指责。他们说我们破坏民主，并举出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这件事作为指责的根据。对于这种指责，我们通常这样回答：这种民主和立宪会议是在世界上存在私有制的情况下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拥有资本的人当老板，其余的人即替他做工的人则是他的雇佣奴隶，——那样的民主在我们看来毫无价值。这种民主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也只是用来掩饰奴役制度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者只拥护能改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状况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反对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在我们看来，真正有意义的民主，是那种为处于不平等地位的被剥削者服务的民主。不劳动者被剥夺选举权，那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不劳动者不得食。
我们回答这些指责说，应当提出某个国家中民主实现得如何的问题。我们看到，各民主共和国都宣布了平等，但是在民法中，在规定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离婚权利的法律中，妇女到处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处于受卑视的地位。我们说，这才是破坏民主，而且正是破坏被压迫者应享有的民主。苏维埃政权比所有最先进的国家更彻底地实现了民主，在它的法律中丝毫也看不到妇女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痕迹。再说一遍，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项民主立法，为妇女做到的都不及苏维埃政权在它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所做到的一半。
当然，光有法律是不够的，我们也决不满足于只颁布法令：但是在立法方面，我们已做了使男女地位平等所应做的一切，因此我们有理由以此自豪。目前妇女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从最先进国家的角度来看，已是很理想的了。但我们自己认为，这当然还只是开始。
只要妇女忙于家务，她们的地位就不免要受到限制。要彻底解放妇女，要使她们同男子真正平等，就必须有公共经济，必须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这样，妇女才会和男子处于同等地位。
当然，这里所指的不是要使妇女在劳动生产率、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等等方面同男子相等，而是要使妇女不再因经济地位与男子不同而受到压迫。你们大家都知道，甚至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妇女事实上仍然是受束缚的，因为全部家务都压在她们肩上。这种家务多半是非生产性的、最原始、最繁重的劳动。这是极其琐碎而对妇女的进步没有丝毫帮助的劳动。
我们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要为社会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这方面，妇女有十分广阔的工作场所。目前，我们正在认真地做准备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扫清地基；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件事，只有在男女完全平等的时候，只有在妇女摆脱了这种琐碎的、使人愚钝的非生产性工作而同我们一道从事新工作的时候，才能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做得好多好多年。
这种工作不可能立刻做出成绩，不会产生很显眼的效果。
我们正在创办食堂、托儿所这样一些示范性的设施，使妇女摆脱家务。建立这些设施的工作，主要应该由妇女来担任。应当承认，目前在俄国，这种能帮助妇女摆脱家庭奴隶状态的设施还不多。这种设施的数量还很小，而且目前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战争环境和所遭到的粮食困难（这些问题，有几位同志已在这里给你们详细讲过）又妨碍我们进行这一工作。不过还是应当指出，这些能帮助妇女摆脱家庭奴隶地位的设施，在一切稍有可能建立的地方，都在纷纷建立起来。
我们说，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自己的事情。女工自己应当关心这种设施的发展，妇女的这种活动将根本改变她们以前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那种地位。
在资本主义旧社会里，要从事政治活动需要有特殊的素养，因此，甚至在最先进、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也极少参加政治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政治成为每个劳动妇女都能参与的事情。自从土地私有制和工厂私有制被消灭、地主资本家政权被推翻以后，政治任务对于劳动群众和劳动妇女，已经是一种简单明白、大家完全能参与的事情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处于无权的地位，与男子相比，她们是极少参与政治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有劳动者的政权，有了劳动者的政权，政治的首要任务就同劳动者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了。
这里，不仅需要党员女工和觉悟的女工，而且需要非党女工和觉悟最低的女工都来参加。这里，苏维埃政权为女工开辟了广阔的活动场所。
在同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敌对力量作斗争时，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无论在军事方面同进行战争来推翻劳动者政权的力量作斗争，或者在粮食方面同投机者作斗争，我们都感到困难，因为全心全意用自己的劳动来帮助我们的劳动者还不够多。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认为最宝贵的莫过于广大非党女工群众的帮助了。她们应该知道，在资产阶级的旧社会，要进行政治活动也许需要有各方面的素养，而这是妇女办不到的。但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地主资本家，是为消灭剥削而斗争，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是向女工开着大门的，这种活动就是妇女用自己的组织才能帮助男子。
我们不仅需要千百万人的组织工作；我们也需要规模很小的组织工作，使妇女也能参加劳动。妇女在战争条件下也是能够从事劳动的，例如支援军队，在军队中进行鼓动。妇女应当积极参加这一切工作，使红军看到人们在关怀他们，在为他们操心。妇女也可以在粮食部门工作，如分配粮食，改善群众的伙食，发展目前正在彼得格勒广泛设立的食堂等等。
也就是在这些方面，女工的活动起着真正的组织者的作用。妇女还需要参加建立并监督大型试验农场的工作，使这一事业在我们这里不致成为孤立无援的事业。没有大批劳动妇女参加，这一事业是无法完成的。做这种工作，无论是监督产品分配，或是监督便利人们拿到产品的工作，女工都是完全适合的。这一任务，非党女工完全能够胜任，而这一任务的实现，首先会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
苏维埃政权已经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几乎完全废除了工厂私有制，正力求使所有的劳动者，无论党员或非党员，无论男子或妇女，都参加这一经济建设。苏维埃政权所开始的这一事业，只有在全俄国千百万妇女而不是几百个妇女参加进来时，才能够向前推进。那时，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巩固。那时，劳动者会证明，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他们也能生活，也能管理经济。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在俄国将十分稳固，国内外的任何敌人都将不再对苏维埃共和国构成威胁了。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1919年9月2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89—194页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扫除了妇女在法律上不平等地位的一切痕迹，保证了妇女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地位。
有人说，妇女的法律地位最能说明文明程度。这句话很有些道理。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
因此，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还有与此有关的共产国际的建立必然给女工运动以新的空前强大的推动力。
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完全或部分地受到资本主义压迫的人说来，正是苏维埃制度而且也只有苏维埃制度才保证了民主。这一点从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地位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一点从妇女的地位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但是，苏维埃制度是为消灭阶级、实现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而进行的最后的斗争。因此，仅仅有民主，哪怕是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包括受压迫的女性在内）所享受的民主，对我们说来还是不够的。
女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妇女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让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使她们摆脱“家庭奴役”，从一辈子只是做饭、看孩子这种使人变得愚鲁、卑微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主要的任务。
这是一个要求根本改造公共设施和社会风气的长期斗争。但是斗争的结果一定会是共产主义取得完全胜利。
列宁：《迎接国际劳动妇女节》（1920年3月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03—204页
只有我国革命才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枷锁，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人民创造了富裕生活的物质条件。我国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赶走资本家，赶走地主，赶走沙皇的爪牙，夺得政权，取得自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是很好的。但是，单靠一个自由，可惜还远远不够。如果粮食不够，油类不够，布匹不够，住宅不好，那么单靠一个自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齐声赞同，鼓掌）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有物质福利。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愉快了。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11月17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81页
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9页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还不清楚么？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五二年，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9—1070页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6月8日）
3.社会主义人权的主体具有普遍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所有人民享有各种平等权利。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是必要的，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则不是必要的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级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做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的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
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5月2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56页
人民委员会委托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立即拟订若干决定和步骤，以便在志愿上高等学校的人数超过往常的招生名额时，采取紧急措施，保证每个人都有升学的机会，决不容许有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特权。当然，首先必须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发给他们助学金。
列宁：《人民委员会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草案》（1918年8月2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30页
必须指出，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考茨基不虚伪，把他的小册子叫作《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么，小册子的书名就符合它的内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权直截了当地谈论选举权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他把自己的小册子一般地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是在小册子的后一部分，从第6节起，才专门谈到苏维埃和俄国。前一部分（我引证的话就在这一部分）谈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考茨基一谈到选举权，便原形毕露，表明他是一个根本不同理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家。因为理论，即关于民主和专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殊的）阶级基础的论断，应该谈的不是选举权这样的专门问题，而是一般问题：在推翻剥削者、用被剥削者的国家代替剥削者的国家的历史时期，能不能保留对富人的民主，保留对剥削者的民主呢？
理论家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巴黎公社以及谈到巴黍公社时的一切论断。我根据这种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国家与革命》那本小册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专政的问题。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应该说，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专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应该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时候才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我在以后的阐述中是会这样做的。事先就担保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都会限制或大都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经验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论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考茨基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也就证明他不是作为理论家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个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要实行（彻底实行或基本上实行）某种限制和破坏，这是关于某个资本主义和某个革命的民族特点问题。这不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在于：不破坏对剥削者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谈这个在理论上唯一重要的本质问题。考茨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述，就是没有引用我在上面引过的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论述。
考茨基什么都谈了，能为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们思想范围的一切都谈了，就是没有谈主要的东西，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56—258页
我已经说过，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时，也并没有事先说过要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计划”出现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历史学家考茨基当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了解，当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人）在苏维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同苏维埃分离，抵制它，同它对抗，对它施展种种阴谋。苏维埃是在没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从1917年春至1918年夏）也还没有任何宪法。资产阶级痛恨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是包括所有人的）组织，肆无忌惮、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地反对苏维埃，公开参加（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从米留可夫到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一切设成了资产阶级被正式排除出苏维埃的结果。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73—274页
在我国，只有那些不劳而获、剥削别人的剥削者，才被剥夺了选举权以及参加和影响国内政治生活的权利。这种人在全体居民中为数极少。城市里究竟有多少人在剥削雇佣劳动，你们是可以想象的。现在土地私有制已经消灭，地主的田产已被剥夺，那些早在斯托雷平年代就对农民进行掠夺的独立农庄主的土地已被没收，因此农村中剥削别人劳动的人也寥寥无几。但是，苏维埃政权并没有说要剥夺他们的选举权。苏维埃政权说：凡是愿意停止剥削的人，我们都承认他有参加管理的权利。你要当工人吗？我们欢迎之至。你要当剥削者吗？那我们不但不会用你选你，而且不会用别人的劳动来养活你。
列宁：《在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12月1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364
—365页
同时，为了避免对暂时的历史必要性作不正确的概括，俄共应当向劳动群众说明，在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部分公民被剥夺选举权，但这决不涉及那类在大多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终身被宣布为无权的公民，而只是针对剥削者，只是针对那些违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根本法、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剥削地位并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因此，在苏维埃共和国内，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一天天地巩固，随着那些客观上有可能继续做剥削者或保持资本主义关系的人的数目日益减少，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自然也会减少。在俄国现时，这个比例未必超过百分二三。另一方面，在最近的将来，外国侵略的停止和剥夺者的完全被剥夺，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那时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会选择另外的方式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实行没有任何限制的普选权。
列宁：《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年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99页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剥夺选举权的问题。我们的宪法承认无产阶级比农民占有优越地位，并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西欧纯粹民主派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回答他们：你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忘记了你们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我们却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在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加国家管理方面，苏维埃共和国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到的。这是绝对真理。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在实行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民主方面、在吸收工农参加管理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做到而且不可能做到的。这就决定了苏维埃的意义，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口号。
但这丝毫不能使我们摆脱由于群众文化程度不够而碰到的困难。对于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我们决没有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因为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假设：无产阶级专政将处处镇压资产阶级，而又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这样设想，所以我们不把我们的宪法提出来作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只是说，谁认为不必镇压资产阶级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镇压是必要的，但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则不是必要的。我们不愿意给资产阶级以自由，我们不承认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平等，但我们在党纲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像工人和农民不平等之类的办法，根本不是宪法所规定的。宪法是在这些办法实施之后才把它们记载下来的。苏维埃宪法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拟订的，而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就拟订的，其实是反对他们自己的。他们按照实际生活所造成的情况拟订了这个宪法。组织无产阶级比组织农民快得多，这就使工人成了革命的支柱，使工队实际上获得了优越地位。往后的任务就是从这种优越地位逐渐过渡到工农平等。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谁也没有把资产阶级赶出苏维埃。资产阶级自己离开了苏维埃。
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的任务在于十分明确地提出问题。我们根本不是为我们的行动表示歉意，而是如实地摆出事实。我们的宪法，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不得不把这种不平等放进去，这是因为文化水平低，因为我们的组织工作差，但是我们不把这点变成理想，恰恰相反，按照党纲，我们党一定要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来消灭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一旦我们提高了文化水平，我们就要取消这种不平等。那时我们就不需要这种限制了。在革命后过了17个月的现在，这种限制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1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5—157页
如果我们看一看周围，看一看旧教师联合会的代表昨天和今天用来反对我们的那些论据，看一看我们那些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思想敌人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至今还在引用的那些论据，看一看还不了解社会主义意义的农民群众每天同我们交谈时无意中引用的那些论据，——如果对这点细加观察并仔细想想这些论据的含义，就一定会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着重分析的那种资产阶级论调。所有这些人都想证实这个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平等和边沁。谁从这一观点出发来反对我们，说我们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是自由平等的破坏者，我们就要介绍他去看看政治经济学入门，去研究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原理。我们说，你们责备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其实这种自由是资本的自由，是粮食占有者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粮食的自由，也就是少数握有余粮的人牟取暴利的自由。人们经常责难布尔什维克破坏出版自由，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什么是出版自由呢？谁都看到过我们“自由”俄国的出版事业是什么样的。那些直接观察过或接触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因而对它很熟悉的人，在这方面看得更多，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拿报刊和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来作交易的自由，出版自由就是靠资本来维持报刊这一影响人民群众的最强大的工具。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破坏的出版自由，布尔什维克引以自豪的是，他们第一次使出版事业摆脱资本家而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在一个大国里创办了不依赖于一小撮富人和百万富翁，全力从事反资本的斗争（我们应当使一切服从于这个斗争）的出版事业。在这个斗争中，劳动者的先进部队，他们的先锋队，只能是能够领导尚未觉悟的农民群众的工人无产阶级。
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7月3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25页
反对派的所有发言人，包括崩得代表在内，都责备我们不遵守宪法。我肯定地说，我们是极其严格地遵守宪法的。（包厢里有人发出叹声：“嗬！”）从过去是沙皇的包厢、今天是反对派的包厢里（笑声）我听到有人发出讽刺的“嗬！”声，但我还是要来证明这一点。（鼓掌）现在我把我们极其严格遵守的那条宪法条文向你们念一念，它能证明我们在一切行动中都是遵守宪法的。过去，当我在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拥护者出席的大会上谈到宪法时，往往很难找到宪法原文来引证。不过，会场的墙上倒多半都张挂着宪法。这次，会场里没有张挂，但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帮了我的忙，给了我一本名叫《俄罗斯社会主义联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小册子。我把第23条念一念：“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对利用权利来危害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的个人和集团，得剥夺其一切权利。”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我们向来不把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宪法看作尽善尽美的典范。这次大会提出了修改宪法的问题。我们同意修改，让我们来审议如何修改吧！但是我们并不会把这种修改“万古不变地”固定下来。如果你们想争论。那就彻底地争论争论吧！你们要我们遵守宪法，但你们愿不愿意我们也遵守第23条呢？（鼓掌）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我们来争论一下，看是否应该取消这一条要我们不向人民空谈劳动人民一般自由、一般平等的宪法。你们对宪法研究得透彻，可是你们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旧教科书研究的。你们记起了“自由和民主”的字眼，引证宪法，记起了从前的话，向人民许下种种诺言，但目的是为了不履行这些诺言。我们没有许下这种诺言，我们不主张工人和农民平等。你们却主张，那就请你们来争辩争辩吧！凡是过去受过地主资本家剥削、现在耕种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养家的农民，我们主张同他们完全平等友好，结成兄弟般的联盟。凡是那些由于旧习太深、愚昧无知、自私自利而要退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农民，我们就不给他们平等。你们是笼统地谈劳动人民的自由平等，谈民主，谈工人和农民的平等。我们并没有许诺宪法保障一般的自由和平等。要自由，但是给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呢？做什么用的自由呢？要平等，是谁同谁平等？是受了资产阶级几十年几百年的剥削，今天正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劳动者的平等吗？这在宪法里已经有了规定：工人和贫苦农民实行专政，以镇压资产阶级。你们在谈宪法的时候，为什么不引证“以镇压资产阶级、镇压投机者”这些话呢？请举出一个国家作为例子，举出你们完美的孟什维克宪法作为例子来给我们看看！在建立过孟什维克政权的萨马拉的历史中，你们也许能找到这种例子吧？在目前由孟什维克执政的格鲁吉亚，在不用肃反委员会而采用完全自由平等和彻底民主的原则镇压资产阶级即镇压投机者的格鲁吉亚，你们也许能找到这种例子吧？请举出这样的例子来，我们好学习学习。可是你们举不出来，因为你们也知道，任何地方，只要有孟什维克或半孟什维克的妥协政权，那里就有疯狂的、肆无忌惮的投机活动。托洛茨基同志在发言中很正确地讲到了维也纳，那里参加政府的是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的人物，那里没有“布尔什维主义灾祸”，但是同彼得格勒、莫斯科一样，那里也在挨饿，受苦，不过那里没有意识到，维也纳工人是要用饥饿的代价开辟一条战胜资产阶级的大道。维也纳挨饿受苦比彼得格勒、莫斯科更加厉害，而且奥地利和维也纳的资产阶级在维也纳的街头，在维也纳的涅瓦大街和库兹涅茨克桥上正在搞骇人听闻的投机和掠夺勾当。你们不遵守宪法，我们是遵守的，因为我们只承认帮助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人才有自由平等。我们的第23条说明，我们不把过渡时期描绘成人间天堂。我们说，我们需要坚持好几年而不是几个月，才能结束过渡时期。两年以后，我们才能说，而且那时人们大概才会相信：我们所以能够坚持几年之久，正是因为我们在宪法里规定了要剥夺某些人和某些集团的权利。我们剥夺谁的权利，这一点我们并不讳言，我们公开说我们是剥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权利。第二国际的活动家为此斥责我们，但我们直率地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什么都愿意做，但是他们必须帮助我们实施劳动人民的政策，反对投机者，反对支持粮食投机的人和帮助资产阶级的人。我们将根据你们的实际行动来取消从前依照宪法对你们所采取的措施，可是在那之前，你们那些毫无内容的言论，都不过是支吾搪塞。我们的宪法不讲漂亮话，它对农民说：你既然是劳动的农民，你就有一切权利，但是在工人挨饿的社会里，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社会里，不可能人人都有同等的权利。它对工人说：要同帮助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农民实行平等，而决不是笼笼统统的平等！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帮助我们，不管他的过去如何，不管他的称号如何，我们都非常高兴地欢迎他。我们知道，从其他党派或非党人士中走到我们这边来的这种人已愈来愈多，这就是我们胜利的保证。（热烈鼓掌，高喊：“好啊！”）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403—405页
我们不信奉“绝对的东西”。我们嘲笑“纯粹的民主”。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联邦那样做了和正在做着那么多的工作来使群众摆脱僧侣和地主的影响。我们是世界上把“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国家。
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家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
这是事实。
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推翻不了。
而在我国呢？谁能否认资产阶级已被击溃但还没有被消灭呢？谁能否认它已隐藏起来呢？这是无法否认的。
在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这个敌人包围的俄罗斯联邦提出出版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及其最忠实的奴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
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
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让国际资产阶级马上来收买成百成千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作家，组织他们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和斗争。
这是事实。“他们”比我们富有。能收买到比我们现有力量大十倍的“力量”。
不，我们决不会这样做，我们不会去帮助世界资产阶级。
您怎么会从阶级估量出发，即从估量一切阶级之间的关系出发，堕落到采取温情主义庸人的观点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在“国内和平还是国内战争的问题上，在我们过去怎样争取和今后如何继续“争取”农民（站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的问题上，在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根本的、世界性的（＝涉及世界政治的实质的）问题上（您的两篇文章是专门谈这两个问题的），您能够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小市民的、温情主义的观点。您在那两个问题上能够切实地、冷静地估计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
但突然间您却滚进了温情主义的深渊：
“……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
据我对您那两篇文章的分析，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误入了迷途。您让一些可悲的、痛心的事实压垮了，失去了冷静估计力量的能力。
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际。“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正在一旁窥伺着我们。它已经雇用了米留可夫，而米留可夫又有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在“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劳（部分是由于愚蠢和对我们的宗派仇恨，而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的客观逻辑）。
您“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
您本想医治共产党，抓的却是一剂致人死命的药，——当然，杀人的并不是您，而是世界资产阶级（＋米留可夫＋切尔诺夫＋马尔托夫）。
您忘记了一件小事，一件极小的小事：世界资产阶级和它的收买报纸、收买政治组织中心的“自由”。
不，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一千个有觉悟的工人有九百个不会走这条路。
我们的毛病多得很。像1920年秋天和冬天在分配燃料和粮食方面所犯的（很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我们共同的错误，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党中央都犯了错误）大大加重了我们的病情。
贫困和灾难很严重。
1921年的饥荒使这种情况急剧恶化了。
摆脱困境要费很大气力，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摆脱，而且我们已经开始摆脱了。
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的政策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估计到了国际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我们一定能够摆脱。因为，我们不粉饰太平。我们知道困难重重，我们看到了一切毛病。我们并没有慌张，而是在一步一步地、坚持不懈地医治这些毛病。
您已经慌张得不能自己，而且继续往下滑，已经到了似乎您不另组新党就得去自杀的地步。
决不可以慌张。
有没有党支部同党脱节的现象呢？有。有坏事，有祸患，有毛病。
有这些现象。而且毛病很严重。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不应当用“自由”（给资产阶级的）来医治，而应当用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办法来医治。
您谈到振兴经济，使用“自动犁”和其他机具，争取“影响”农民等等。这些意见包含着许多正确的、许多有益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把这些问题单独提出来谈呢？我们是能够取得一致并在一个党内同心协力地工作的。这会带来很大好处，不过不是一下子带来，要慢慢来。
使苏维埃变得生气勃勃，吸收党外群众来参加了工作，由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这是绝对正确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很多很多。
您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切实地加以发挥．在给代表大会写的小册子中加以发挥呢？
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工作呢？
为什么害怕做吃力的工作（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党的报刊、通过《真理报》来讨伐营私舞弊行为）呢？这些人对吃力的、艰苦的、见效慢的工作缺乏信心，于是慌张起来，另寻“捷”径：想到了“出版自由”（给资产阶级的）。
您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的错误，明显的错误，坚持“出版自由”这个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口号呢？您为什么不大做不那么“出风头的”（出资产阶级风头的）、吃力的工作，不去切实地反对和祛除营私舞弊行为、切实地帮助党外群众呢？
您在什么地方向党中央举出过某种具体的营私舞弊行为，某种具体的纠正和根除这种行为的办法呢？
没有。
一次也没有。
您看到这许多祸患和毛病．就陷入绝望，投入外人的怀抱，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给资产阶级“出版自由”）。而我还是奉劝：不要绝望，不要慌张。
我们以及同情我们的人——工人和农民——有的是力量，有的是充沛的活力。
我们的毛病治得不好。
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提拔党外群众、让他们来检查党员的工作的口号。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得而且一定会做得比现在好一百倍。
我希望您经过冷静思考以后，不会因为爱面子而继续坚持明显的政治错误（“出版自由”），而会在定下神来、克服慌张心理之后，去从事切实的工作：帮助建立同党外群众的联系，帮助党外群众来检查党员的工作。
这方面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通过这些工作，就可以（而且应当）医治毛病，慢慢地然而是真正地医治毛病，而不是被“出版自由”这个“闪烁不定”的鬼火迷惑住。
列宁：《关于“出版自由”》（1921年8月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85—90页
4.社会主义人权还须不断完善和发展。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见。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西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灾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8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指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里我们刚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末“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末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萨尔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用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①的一般管理费用。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偏狭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语消失了一样，“劳动所得”一语现在也在整个地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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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是：“没有直接关系”。——原编者注
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意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①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①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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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还有：“劳动者的”。——原编者注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3页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 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国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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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原编者注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准则。所以就这样一点说，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90—91页
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挠劳动者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
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4—155页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讥笑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人权大宪章的浮华辞藻，讥笑了所有关于一般自由、平等、博爱的美丽词句，这些词句迷惑了一切国家的市侩和庸人，也迷惑了今日的卑鄙的伯尔尼国际的卑鄙英雄们。与这种冠冕堂皇的人权宣言针锋相对，马克思用无产阶级的平凡的、质朴的、实在的、简单的提法提出问题。由国家规定缩短工作日，就是这种提法的一个典型。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愈展开，马克思意见的全部正确性和深刻性在我们面前就显得愈清楚，愈透彻，真正共产主义的“公式”与考茨基之流、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在伯尔尼国际中的亲爱“兄弟们”的华丽、圆滑、堂皇的辞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一切归结于劳动条件。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搏爱”，什么“民权制度”等等的空话吧。今天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浮夸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正像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只要看到那种“贵人”修饰得十分“光滑的”面孔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无误地断定“这准是个骗子”。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9—20页
拿妇女状况来说吧。在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中也没有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第一年内所做到的百分之一。我们真正彻底废除了那些剥夺妇女平等权利、限制离婚、规定可恶的离婚手续、不承认私生子、追究私生子的父亲等等卑鄙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残余在各文明国家内还大量存在，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耻辱。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豪。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清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清理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她们身上，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变得愚纯卑微，把她们禁锢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纯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们的精力。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为消除这种琐碎家务而斗争（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和时候，才会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0—21页
看来，这些人以为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不用说，这种设想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这就是说：（一）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二）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于大家都平等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三）大家都有尽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四）大家都有尽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质量上或在数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35页
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2—9月），《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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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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