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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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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１、社会主义反对一切民族特权，主张并认真实行各民族的真正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自决权。２、社会主义新生和保障民族自决权，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
1.社会主义反对一切民族特权，主张并认真实行各民族的真正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自决权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有人说，要求波兰独立似乎就意味着承认“民族原则”，而民族原则是为支持法国的拿破仑专制所搞出来的一种波拿巴主义的发明。这个“民族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1815年的条约划定的欧洲各国的疆界，只符合于外交的要求，主要是符合于当时最强大的大陆国家——俄国的要求。无论是居民的意愿、利益，或者民族区分，都没有加以考虑。于是，波兰被瓜分了，德国被分裂了，意大利被分裂了，至于居住在东南欧的当时还很少为人知道的许多更小的民族（nationalities），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对于波兰、德国和意大利来说，力求恢复民族统一就成了一切政治运动的第一步，因为没有民族统一，民族生存只不过是一个幻影。当1821—1823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尝试被镇压下去以后，以及又在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以后，文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激进的政治活动家彼此建立了联系，并试图制定一种类似共同纲领的东西，解放和统一被压迫和被分裂的民族，便成了他们的共同口号。1848年的情形也是如此，那时，被压迫民族中又增加了一个，这就是匈牙利。关于欧洲每一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在一切内部事务上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不管它的邻邦这一点，当然不会有两种意见，因为这并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这一权利确实是所有民族内部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例如，当德国还在帮助奥地利直接地、或者通过自己的附庸去奴役意大利的时候，它能不能达到自由和统一呢？要知道奥地利王朝的彻底摧毁是德国统一的最首要的条件！
这种为欧洲民主派所承认的欧洲各个大的民族构成体对政治独立的权利，当然不能不得到特别是工人阶级方面的同样承认。实际上，这也就是承认其他生命力显然很强的大的民族具有那种正是各国工人为自己所要求的独立的民族生存权利。不过，这种承认和对民族愿望的伺情，只是同欧洲那些大的、历史上清楚确定了的民族有关；这就是意大利、波兰、德意志和匈牙利。而法国、西班牙、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它们没有被分裂，也没有处在外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它们只是间接地同这件事有关；至于说到俄国，它只能说是大量赃物的占有者，到清算那一天，它必须退还这些赃物。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年1月—4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4—175页
不过我承认，例如瓜分波兰的问题，从俄国的观点来看，较之从已经变为西方观点的波兰观点来看，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终究也应当尊重波兰人。如果波兰人要求得到被俄国人通常认为是永远得到了的并且按民族成分来说也被认为是俄国的那些领土，这个问题就不是我所能解决的了。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照我看来，有关的居民应当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完全像亚尔萨斯人应当自己在德国和法国之间进行选择一样。
恩格斯：《致若·纳杰日杰》（1888年1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71页
我告诉法国人：我们几乎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十年内，我们将取得政权；但是，在没有清算我们前人对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孽以前，我们既不能取得，也不能保持政权，因此，必须：（1）公开为复兴波兰铺平道路，（2）使北什列斯维希的居民和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有可能自由决定自己的国家归属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德国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亚尔萨斯—洛林问题。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为亚尔萨斯—洛林而打仗。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91年10月24—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85页
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联合会对民族问题的态度。宣言中说：“鉴于俄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它们处于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只有广泛发展地方自治才能保障这些不同民族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将来在自由的俄国必须建立一个联邦制的＜黑体是我们用的＞共和国。至于高加索，由于它的居民种族极不相同，我们将努力团结当地分属于不同民族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和工人；我们将努力建立一个统一而巩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便更有成效地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在将来的俄国，我们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由的自决权利，因为我们只把民族自由看作是整个公民自由的一种形式。根据这个论点，同时考虑到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高加索居民分属不同的种族，各种族之间又不存在地理上的界限，我们认为不可能把高加索各民族实行政治自治的要求列入我们的纲领；我们只要求文化生活方面的自治，即语言、学校、教育等方面的自由。”
我们衷心欢迎“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特别是它在民族问题的正确提法方面所作的卓越尝试。如能把这种尝试进行到底，那就太好了。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在民族问题上应当遵循的两条基本原则，联合会都拟定得完全正确。这就是：第一，不要求民族自治，而要求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和完全平等；第二，要求国内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不过，这两条原则“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还没有完全贯彻。事实上，从他们的观点出发能否提出成立联邦制的共和国的要求呢？联邦制是以存在着一些自治的、民族的、政治的统一体为前提的，而联合会却拒绝提出民族自治的要求。联合会如果要做到立论前后完全一致。就应当从纲领中删去成立联邦制的共和国的要求，只提出成立一般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鼓吹联邦制和民族自治并不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提出这类必然导致要求成立自治的阶级国家的要求，也不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所有民族中尽可能广泛的工人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以便在尽可能广阔的舞合上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由于当局采用一系列令人愤懑的暴力，当前让我们表演的全国性舞台已经建立起来，而且还将继续存在并日益扩大，那么，正是为了成功地同各种剥削和压迫进行斗争，我们应当把深受压迫、最善于斗争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而不是使之分散。要求承认每个民族具有自决权，这件事本身仅仅说明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反对任何用暴力或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人民自决的企图。我们一直履行着自己这种否定的义务（对暴力进行斗争和提出抗议），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各民族的自决，而是每个民族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决。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永远必须遵循的总的基本纲领，应当只是要求公民（不分性别、语言、宗教、种族、民族等等）的完全平等和公民的自由的民主的自决权。至于说到对民族自治要求的支持，那么这种支持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经常性和纲领性的职责。只有在个别的特殊情况下，这种支持才是无产阶级所必须提供的。对于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来说，这种特殊情况并不存在，这是“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自己也承认的。
列宁：《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1903年2月1日［1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88—90页
对于民族问题，一切觉悟的工人必须有明确的提法和解决办法。
资产阶级过去曾同人民一起，同劳动者一起为争取自由而斗争，那时它是维护民族的完全自由和完全平等的。先进的国家如瑞士、比利时、挪威等，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几个自由民族怎样和睦相处或者和平分离的榜样。
现在资产阶级却害怕工人，想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同反动派勾结，出卖民主，维护民族压迫或民族不平等，用民族主义的口号腐蚀工人。
在今天，只有无产阶级才坚持真正的民族自由和各民族工人的统一。
为了使各民族自由地和睦相处，或者自由地和平地分离（如果这样做对他们更合适的话）而组成不同的国家，那就必须有工人阶级所坚持的完全的民主。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得享有任何特权！对少数民族不能有丝毫的压制，不能有丝毫的不公平！——这就是工人民主的原则。
资本家和地主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分化各民族的工人，而这个世界上的强者自已，却相处得很好，这些“收益丰厚”、拥有百万巨资的“企业”（像勒拿金矿之类）的股东——无论是正教徒还是犹太人，无论是俄国人还是德国人，无论是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只要是拥有资本的，都在同心协力地剥削各民族的工人。
觉悟的工人主张在所有一切教育组织、工会组织、政治组织或其他工人组织内，各民族的工人都应当完全统一。让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去否认或者贬低乌克兰人的平等权利而自取其辱吧。让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拿民族文化、民族任务等等的骗人的空话去自我安慰吧。
工人决不允许用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化自治”这样的甜言蜜语来分化工人队伍。各民族的工人必须在共同的组织内，同心协力地去维护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平等，——这才是真正的文化的保证。
工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自己的国际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早已由宣传自由的人们和对压迫进行反抗的人们作了准备。工人正在建设一个各民族劳动者团结一致的新世界，一个不容许有任何特权，不容许有任何人压迫人的现象的世界，来代替充满民族压迫、民族纷争或民族隔绝的旧世界。
列宁：《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1913年5月3日［1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39—140页
5．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彻底民主的国家制度，它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某个民族或某些民族享有任何特权。
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反对所谓“国”语。在俄国，这样的 “国”语尤其是多余的，因为俄国7／10以上的人口属于同源的斯拉夫民族，在自由国家的自由教育的条件下，由于经济流转的要求，即使不给某一语言以任何“国家的”特权，他们也会很容易地进行交际。
社会民主党要求取消农奴主专制国家的农奴主-地主和官吏所规定的俄国原有的行政区划，而代之以根据现代经济生活要求和尽可能同居民民族成分相适应的区划。
凡是居民生活习惯特点或民族成分不同的国内的各个区域，都应当享有广泛的自我管理和自治，其机构应在普遍、平等、无记名的投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6．社会民主党要求颁布一项全国性的法律，以保护国内任何地方的任何少数民族的权利。根据这项法律，凡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企图用来为自己建立民族特权或缩小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教育事业、使用某种语言、预算等方面）的任何措施，应当一律宣布无效，谁采取这种措施，谁就应当受到惩罚。
列宁：《民族问题提纲》（1913年6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31—332页
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力图借助攻击“异族人”来离间和腐蚀工人阶级，以便麻醉工人阶级。觉悟工人对此的回答是，在实践中捍卫了各民族工人的完全平等和团结一致。
民族主义者先生们在宣布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异族人的时候，忘了说明，大俄罗斯人（唯一的非“异族人”）在俄国至多占人口总数的43％。这就是说，“异族人”是多数！少数不给予这个多数好处，不给予这个多数政治自由、民族平等、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等好处，怎么能稳定多数呢？
民族主义者攻击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搞“分离主义”，攻击他们闹分离，用这种办法来维护大俄罗斯地主与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国家享有的特权。工人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因此工人阶级要捍卫民族自决权。
觉悟工人是不宣传分离的；他们知道大国的种种好处和广大工人群众联合起来的种种好处。但是，只有在各民族真正完全平等的情况下，大国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而各民族的这种平等，就意味着享有分离权。
反对民族压迫和反对民族特权的斗争，是同捍卫分离权分不开的。
列宁：《再论“民族主义”》（1914年2月20日［3月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51—352页
1．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2．对俄国的任何一个公民，不分性别和宗教信仰，都不得因为他的任何民族出身或族籍而在政治权利和任何其他权利上加以限制。
3．凡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任何方面对犹太人加以限制的一切法律、暂行规定、法律附则等等，一律废除。第9卷第767条称：“在没有对犹太人作专门规定的一切场合，一般法律均适用于犹太人。”这一条文应予取消。在居住权和迁徙权、受教育权、担任国家职务和社会职务权、选举权、服兵役、在城市和乡村购置和租用不动产权等方面对犹太人的所有一切限制应予废除，在从事自由职业等方面对犹太人的一切限制应予废除。
列宁:《关于民族平等的法律草案》（1914年3月29日［4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0页
1.俄国行政区划的变动，不论是农村或城市（村、乡、县、省、城市的区和段，以及郊区等），都必须以当前经济条件和当地居属民族成分的调查为依据。
2．这种调查由当地居民按照比例代表制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委员会来进行；少数民族因人口过少（按照比例代表制）不足以选出一名委员的，可以选出一名享有发言权的委员。
3．新界的最后批准权属于国家中央议会。
4．全国各地应毫无例外地按照比例代表制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地方自治机关；在地理、生活或经济条件以及居民的民族成分特殊的所有地区，有权成立自治区并设自治区议会。
5．自治议会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管辖范围由国家中央议会确定。
6．国内各民族无条件地一律平等，属于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都应被认为是不能容许的、违背宪法的。
7．某一地区或边疆区的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用何种语言处理事务，由当地的地方自治机关或自治议会确定，同时，各个少数民族根据平等的原则，有权要求无条件地保护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例如，要求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用来访来函的语言作答复的权利，等等。地方自治机关、市政当局等等不论在财政或行政、司法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破坏少数民族语言平等的措施应被认为无效，必须根据国家公民提出的抗议予以废除，国家的任何公民不论居住何处都可以提出抗议。
8．国家的每个自治单位，无论是农村的或城市的，都应当按照比例代表制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来选举教育委员会，这种教育委员会在城市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监督和领导下，全面地、独立自主地管理用于居民一切文化教育所需要的经费。
9．在非单一民族成分的地域单位，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人数不得少于20人。这个数目（20人）根据自治单位和自治议会的决定可以增加。凡少数民族达到当地人口5％的那些地区，可被认为是非单一民族成分的地区。
10．该自治单位的任何少数民族因人口过少按照比例代表制不足以选出一名教育委员会的委员的，都有权选出一名享有发言权的委员参加教育委员会。
11．一个地区用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需要的经费的比例数字，不得少于这些少数民族在该地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数字。
12．人口普查，包括公民母语的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每10年至少进行一次，而在非单一民族成分的区域和地区，每5年至少进行一次。
13．教育委员会所采取的任何措施，不论在哪方面破坏当地居民民族的完全平等和语言的完全平等，或者使文化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与少数民族在人口中的比例不相适应，都应被认为无效，必须根据国家公民提出的抗议予以废除，国家的任何公民不论局住何处都有权提出抗议。
列宁：《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1914年5月6日［19日］以后），《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43—145页
因为当前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是大国的（＝压迫其他许多民族的）民族为了压迫更多的民族而进行的战争。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谁如果不做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也就是说，谁如果不承认被压迫民族有获得解放的权利，有同压迫它们的大国分离的权利，谁就不能做一个“民族的”政治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大国民族的无产阶级不采取超出和打破民族界限的、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就不会有生路。不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大国民族就会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全世界十分之九的民族就会继续受压迫。而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就会大大地加速一切民族壁垒的消除，同时不会因此减少反而会百万倍地增加人类的“变异”，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以及思想上的流派、倾向和差异更加丰富多采。
列宁：《德国机会主义论战争的一本主要著作》（1915年6—7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93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消灭民族的（以至一切政治的）压迫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消灭阶级，也就是说，实行社会主义。但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决不完全归结于经济。要铲除民族压迫，必须有社会主义生产这个基础；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民主的国家组织、民主的军队等等。无产阶级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之后，就会造成完全铲除民族压迫的可能。“只有”——“只有”！——在各方面都充分实行民主，直到按照居民的“共同感情”确定国界，直到有分离的充分自由，这种可能才会变为现实。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在实际上消除民族间的任何细微的摩擦和不信任，加速民族的接近和融合，其结果便是国家消亡。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年7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21页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因此，说自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正像说民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多余的一样，是十分荒谬、十分糊涂的。
自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比一般民主更加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说它是多余的，则一般民主也同样是多余的。
经济变革为消灭各种政治压迫创造必要的前提。正因为如此，当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消灭民族压迫时，拿经济变革来支吾搪塞，这是不合逻辑的，不正确的。不实现经济变革，就不能消灭民族压迫。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一点，那就意味着陷入了可笑而又可怜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必须实行民族平等，宣布、规定和实现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大概除彼·基辅斯基一个人之外，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但是，正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们常常回避的问题：否认有成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不就是否认平等吗？
当然是的，因此，彻底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派宣布、规定并且要实现这一权利，不这样就没有走向各民族完全自愿的接近和融合的道路。
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68—169页
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也都不会否认乌克兰有同俄国自由分离的权利，因为只有无条件地承认这种权利，才有可能宣传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结成自由联盟，宣传两个民族自愿联合成一个国家。只有无条件地承认这种权利，才能真正同万恶的沙皇制度的过去永远彻底决裂。那时采取了种种办法使在语言、居住地区、性格、历史等方面十分接近的各族人民互相疏远。万恶的沙皇制度把大俄罗斯人变成屠杀乌克兰人民的刽子手，千方百计地培养乌克兰人民的仇恨心理，使他们去仇恨那些甚至禁止乌克兰儿童用本民族语言讲话和学习的人。
俄罗斯革命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派，就必须同过去这一切决裂，必须使乌克兰工人和农民重新像兄弟一样信任自己，信任俄罗斯的工人和农民。不完全承认乌克兰的权利，包括自由分离的权利，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我们主张各国工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反对“本国的”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本家。但正是为了使这个联盟成为自愿的联盟，俄罗斯工人不论在什么事情上片刻都不信任俄罗斯资产阶级和乌克兰资产阶级，现在他们主张让乌克兰人有分离权，同时不是硬要他们接受自己的友谊，而是平等相待，把他们看作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和兄弟来赢得这种友谊。
列宁：《乌克兰》（1917年6月14日［27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12—313页
在民族问题上，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宣布民族平等（这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不同，俄共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使各民族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在他们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相互接近和打成一片。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对大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在先前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中正在迅速消失，正在随着对苏维埃俄国的了解而消失，但这种不信任并不是在所有民族和所有劳动阶层中都已完全消失。因此，必须特别慎重地对待民族感情，认真地实行各民族的真正的平等和分离的自由。以便消除这种不信任的基础，而使各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结成一个自愿的最紧密的联盟。必须加紧帮助落后的弱小民族：协助每个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独立地组织起来，启发他们去反对中世纪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并且协助那些在此以前受压迫的或不平等的民族发展语言和图书报刊。
列宁：《俄共（布）纲领草案》（1919年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86页
对于民族问题我也要这样说。布哈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把愿望当作现实。他说，不能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混在一起。我们无产者竟要承认某个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自决权！真是岂有此理！不对，请原谅，这是切合实际的。如果您把这一条删掉，那您就是沉溺于幻想。您提到民族内部发生的分化过程，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分离过程。但是，我们还要看看这种分化究竟怎么样。
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标本德国来说，它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超过了美国。在许多方面，即在技术和生产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国，可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程度方面，在变垄断资本主义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面。它超过了美国。看来这是一个标本。但是那里的情形怎样呢？德国无产阶级是否同资产阶级分开了呢？没有！根据报道，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是反对谢德曼分子的。但这是怎样造成的呢？这是由于斯巴达克派同德国可恶到极点的孟什维克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些独立党人把一切东西搅成一团，竟想使苏维埃制度和立宪会议成亲！请看，这就是德国的情形！而德国还是个先进国家哩。
布哈林同志说：“我们干吗要民族自决权！”他在1917年夏季提议取消最低纲领而只留下最高纲领时，我曾驳斥过他，现在我应当把驳斥他的话再说一遍。我当时回答说：“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只要我们夺得政权，再稍微等等，我们就要这样做的。果然我们夺得了政权，也稍微等了一些时候，现在我同意这样做了。我们已经完全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打退了威胁我们的第一次进攻，现在这样做就适当了。关于民族自决权也是如此。布哈林同志说：“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这就是说，你所愿意承认的是除了俄国以外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东西．这是很可笑的。
看看芬兰吧。芬兰是个民主国家，是比我们发达、比我们文明的国家。那里正在发生无产阶级分离出来、分化出来的过程，这一过程很特殊，比在我国痛苦得多。芬兰人受过德国专政的压迫，现在又受着协约国专政的压迫。可是，由于我们承认了民族自决权，那里的分化过程就容易些了。我在斯莫尔尼宫把正式文件给起过刽子手作用的芬兰资产阶级代表斯温胡武德（译成俄文，就是“猪头”的意思）时的情景，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很殷勤地握了我的手，我们彼此客套了几句。这是多么不好啊！但这是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当时芬兰资产阶级欺骗人民，欺骗劳动群众，说莫斯卡里、沙文主义者、大俄罗斯人要消灭芬兰人。这是必须做的事情。
昨天我们对于巴什基尔共和国不也是这样做的吗？当布哈林同志说“对于某些民族可以承认这种权利”的时候，我甚至记下来了，他所开的名单中有霍屯督人、布西门人、印度人。听他这样列举时，我就想：布哈林同志怎么忘记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忘记了巴什基尔人呢？布西门人在俄国是没有的，关于霍屯督人，我也没有听说他们想要成立自治共和国，但是在我国有巴什基尔人、吉尔吉斯人及其他许多民族，对于这些民族我们是不能拒绝承认的。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居住在前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民族都不能拒绝这一点。就假定巴什基尔人推翻了剥削者，而且是我们帮助他们这样做的。但这只是在变革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才有可能。而且要做得很谨慎，以免我们的干预会阻碍我们所应当促进的无产阶级分化出来的过程。我们对于那些至今还处在毛拉影响下的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能做些什么呢？在我们俄国，居民有过和神父打交道的长期经验，所以他们帮助我们把这些神父打倒了。但你们知道，关于非宗教婚姻的法令至今还执行得很差。我们是否可以到这些民族那里去说“我们要打倒你们的剥削者”呢？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完全受自己的毛拉的控制。这里必须等待这个民族的发展，等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子的分离，这种发展必然会来到。
布哈林同志不愿意等待。他忍耐不住：“干吗要等待！既然我们自己推翻了资产阶级，宣告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干吗我们还要这样做！”这是带鼓舞性的号召，其中指出了我们的道路，但如果我们在党纲中只宣布这样一点，结果那就不是党纲而是传单了。我们可以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宣布完全鄙视那些该受万分鄙视的资产阶级，可是在党纲中应当绝对确切地写出真实情况。只有这样，我们的党纲才是无可争辩的党纲。
我们采取严格的阶级观点。我们写在党纲上的东西，是肯定自我们规定一般民族自决那时以来所实际发生的事情。当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共和国。当这种共和国出现之后，而且只有按它们出现的程度，我们才能写出像我们现在写在纲领中的条文：“按照苏维埃类型组织起来的各个国家实行联邦制的联合。”苏维埃类型还不等于俄国存在的那种苏维埃，但是苏维埃类型正在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类型。我们只能说到这种程度。再往前去，哪怕是再进一步，再进一分，就会不正确了，所以就不宜写在党纲里。
我们说：必须考虑到该民族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哪个阶段。这是绝对正确的。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大可不必把霍屯督人和布西门人专门出来说。这个论断对于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对于十分之九也许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适用，因为所有国家都是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这是必由之路。再多说一点也不行，因为再多说就会不正确，不合乎实际情况。勾去民族自决而写上劳动者自决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提法没有考虑到各民族内部的分化是如何困难，如何曲折。在德国，分化的情形和我国不同。在某些方面快些，而在某些方面则慢些，并且要经过流血的道路。在我国，把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结合起来的这种怪思想是任何一个政党也没有接受过的。要知道我们还得和这些民族毗邻居住。现在谢德曼分子已经在说我们想征服德国。这当然是很可笑的无稽之谈。但是资产阶级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报刊，这些发行千百万份的报刊，向全世界叫喊这一点，而威尔逊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予以支持。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拥有庞大的军队，想用征服的手段在德国培植布尔什维主义。德国的优秀人物——斯巴达克派——告诉我们，有人挑拨德国工人反对共产党员说：你们看，布尔什维克那里的情形多么糟！而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这里的情况就很好。于是我们的敌人在德国就用这样的理由去影响群众，说什么在德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会造成和俄国一样的混乱状态。我们的混乱状态是我们长期的病症。我们是在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中在我们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只要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德国工人，还受到“布尔什维克想用强迫手段建立自己的制度”这种恐吓的影响，“劳动者自决”的公式就不会使情况好转。我们应当做到，使德国社会主义叛徒们无法说布尔什维克强迫人家接受自己的万能制度，似乎这种制度可以靠红军的刺刀推行到柏林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自决原则，人家就会作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党纲不应当说劳动者自决，因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党纲应当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既然各个民族还处于从中世纪制度进到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进到无产阶级的民主的道路上的不同阶段，那么我们党纲中的这个原则便是绝对正确的。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过许许多多的曲折，每个民族都应当获得自决权，而这会促进劳动者的自决。在芬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离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突出和深刻的。那里的一切绝不会和我国相同。如果我们说不承认什么芬兰民族，而只承认劳动群众，那就是空洞到极点的废话。不承认实际情况是不行的，因为它会强迫你承认它。在不同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循着各自不同的道路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极端谨慎。尤其是对于各个民族要特别谨慎，因为没有比对一个民族不信任更坏的事情了。在波兰，无产阶级正在自决。根据最近的数字，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有波兰社会主义叛徒333人，共产党员297人。这就表明，照我们的革命日历来看，那里已离十月不远了。这已经是1917年的8月或9月。但是，第一，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即使颁布了这样的法令，也是不会执行的。第二，现在的情形是，比我国工人先进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波兰工人，大多数都持有社会护国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观点。必须等待。这里决不能说劳动群众自决。我们应当宣传这种分化。这点我们已经在做，但毫无疑义，现在不能不承认波兰民族自决。这是很明显的。波兰无产阶级运动和我国一样是向着无产阶级专政前进的，可是前进的方式却不相同。在那里，人们恐吓工人说：向来压迫波兰人的莫斯卡里、大俄罗斯人，想在共产主义招牌的掩盖下，把他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移植到波兰来。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灌输的。我向一个优秀的波兰共产党员同志说，“你们要用另一种方式去做”；他回答我说，“不，我们要做同样的事情，不过要比你们做得好些”。对于这种说法，我根本无法反驳。应当让他们有可能实现这个谦虚的愿望：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得比我们的好些。不能不估计到那里所走的道路的一些特殊性，决不能说：“打倒民族自决权！我们只让劳动群众有权自决。”这种自决过程是很复杂很困难的。现在除了俄国，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自决，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所以这个提议在原则上是不能接受的。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1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42—147页
1．资产阶级民主由它的本性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在个人平等的名义下，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形式上或法律上的平等，用这种弥天大谎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平等思想本身就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这种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工具。要求平等的实际含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
2．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的自觉代表，它的基本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和虚伪，因而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应当把提出抽象的和形式上的原则当作主要之点，主要之点应当是：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这同资产阶级民主的谎言是截然相反的，这种谎言掩盖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3．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面前，特别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词句的欺骗性，用事实表明，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凡尔赛条约是比德国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更加野蛮、更加卑劣地强加于弱国的暴力。国际联盟和战后协约国的全部政策更清楚更突出地揭示了这一真相，它们到处加剧了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使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主义幻想更快地破灭。
4．从上述的基本原理中就得出以下的结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1920年6月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60—161页
第八个问题：在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上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差别是什么？
答：你们指的大概是苏联境内那些从前受沙皇制度和俄罗斯剥削阶级压迫、没有自己国家组织的民族。
基本的差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着民族压迫和民族奴役，而在我们苏联，这两种东西都已经根本消灭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除了头等民族即享有特权的民族、“有国家的”民族以外，还有次等民族即“没有国家的”民族，主权不完整的、被剥夺了某些权利首先是被剥夺了成立国家的权利的民族。而在我们苏联，情形完全不同，所有这些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的现象都消灭了。在我国，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有主权的，因为从前占统治地位的大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特权和国家特权都取消了。
当然，问题不在于发表民族平等的宣言。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发表了不少民族平等的宣言。这些宣言要是不付诸实现，那又有什么价值呢？问题在于消灭那些作为民族压迫的代表者、制造者和实行者的阶级。以前我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就是这样的阶级。我们推翻了这些阶级，因而也就消灭了民族压迫的可能性。正因为我们推翻了这些阶级，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我们这里就把这叫做实现民族自决以至民族分离的思想。正因为我们实现了民族自决，我们才消除了苏联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互不信任的心理，并在自愿原则上把各民族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现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是我们实现民族政策的结果，就是苏联各民族自愿结合为一个联盟国家的表现。
几乎无须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在民族问题上要采取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还是资本家在执掌政权，而资本家是民族压迫政策的制造者和实行者。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9月9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1O—111页
2.社会主义尊重和保障民族自决权，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
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决不容许对任何民族实行任何哪怕是极轻微的压迫，决不容许任何一个民族享有任何特权。我们作为民主主义者，要求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决的自由（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即分离的自由。我们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且要求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我们要求广泛的自治并实行区域自治，自治区域也应当根据民族特征来划分。
所有这些要求是一切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是社会主义者所必须坚持的。
但是社会主义者不能局限于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者要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作斗争，不管它是赤裸裸的还是精心打扮过的。要把同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而把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分裂开来的“民族文化自治”口号，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
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坚持国际主义的立场。我们不许农奴主和警察国家侵犯各民族的平等，但是我们所拥护的并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国际文化，国际文化只包含每个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即每个民族文化中具有彻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的那一部分。
“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以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统一的幻觉来欺骗工人，而实际上在每个民族中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化”。
我们反对民族文化，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一。我们拥护彻底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
在各民族享有最完全的平等和国家实行最彻底的民主制的条件下使所有民族的工人统一起来——这就是我的口号，也是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
列宁：《向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草案》（1913年5月25日［6月7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214—215页
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在自己的整个宣传工作中，坚持一切民族都有成立单独国家或自由选择他们愿意参加的国家的权利。
3．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这就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做到：
（1）无条件地反对统治民族（或占人口多数的民族）对于在国家问题上愿意分离出去的民族使用任何形式的任何暴力；
（2）要求只能根据当地居民的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来解决这种分离问题；
（3）既同黑帮十月党人也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等）进行不懈的斗争，反对他们祖护和纵容民族压迫，尤其是否认民族自决权的任何行径。
4.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决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对某一民族的国家分离是否适宜的问题不作出独立的估计。相反，社会民主党人正应该作出这种独立的估计，既要考虑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和联合起来的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对各民族的无产者压迫的情况，又要考虑到总的民主任务，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
列宁：《民族问题提纲》（1913年6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30页
4．至于在沙皇君主制度压迫下的各民族的自决权，部分离权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无疑是社会民主党应当维护的，这是国际民主派的基本原则的要求，尤其是遭受沙皇君主制度空前的民族压迫的俄国多数居民的要求，因为沙皇君主制度同欧洲和亚洲的邻国相比是最反动最野蛮的国家制度。其次，这也是大俄罗斯居民本身的自由事业的要求，因为不根除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大俄罗斯居民就无法建立民主国家。黑帮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有一连串血腥镇压民族运动的传统，它不仅受到沙皇君主制度和一切反动政党的不断培植，而且还受到特别是在反革命时期向君主制卑躬屈节的大俄罗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不断培植。
5．不允许把民族自决权问题（即受国家宪法保障用完全自由和民主的方式解决分离的问题）同某一民族实行分离是否适宜的问题混淆起来。对于后者，社会民主党应当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完全独立地逐个加以解决。
列宁：《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决议》（1913年9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61—62页
现在，只有明确提出推翻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一目标并得到社会主义军队完全赞同的那种社会主义共和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才是真正的革命战争。但是，在目前这种时候我们显然还不能给自己提出这个目标。如果我们现在进行战争，客观上就是为解放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而战。但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愿违背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那就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的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为了实现芬兰、乌克兰及其他民族的自决权，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已经做了它所能够做的一切，并且还在继续做下去。但是，既然具体情况是，为了几个民族（波兰、立陶宛、库尔兰等）的自决权遭到侵犯这件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目前受到了威胁，那就很清楚，保存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更高的利益。
列宁：《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1918年1月7日［20日］—2月11日［24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54页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2—733页
（本网所发表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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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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