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

　　3．苏维埃制度就是要揭穿资产阶级的谎话，指出他们所谓“出版自由”就是富人、资本家收买报刊的自由，就是资本家收买几百种报纸来制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

　　德国独立党（我们一说到他们，总是同时也指龙格派、英国独立党等等）不认识这一真理，不传播这一真理，不天天为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资产阶级民主派虚伪地称之为出版自由的那种资本对报刊的奴役而进行鼓动。

　　独立党不进行这种鼓动，只在口头上承认苏维埃政权，行动上完全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偏见的束缚。

　　他们对于为什么要没收印刷厂、仓库和储存的纸张这个主要问题都说明不了，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

　　4．对集会自由（只要有钱人占有最好的建筑物或在购买公共建筑物，这就始终是一句谎话）、“武装人民”、信仰自由（＝资本收买许许多多教会组织用宗教鸦片麻醉群众的自由）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其他各种自由都是这样。

列宁：《俄共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草稿（提纲）》（1920年1月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策62页

4.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民主就只不过是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骗人的幌子

　　但是，即使假定亚·叶·别列佐夫斯基比库特列尔更确切地反映了立宪民主党的观点，假定亚·叶·别列佐夫斯基全部都说出来了，而且立宪民主党人真的要求成立由农民和“非农民”各半组成的、没有阶级政府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那又怎样呢？是不是就有人敢断定，这样的法案是民主性的呢？？

　　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只有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只有根据普选制，由全体居民选出的委员会才是民主的委员会。从民主制的一般的、基本的、起码的道理出发，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还要我们来向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唠叨，简直有点离奇。

　　立宪民主党人在纸上是承认普选权的。而实际上，在俄国解放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土地问题上，他们就不承认普选权了！任何遁词和诡辩都不能抹杀这个头等重要的事实。

　　不要以为立宪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只是离开了普选权原则，离开了民主原则。不，他们依据的是另一个原则，即旧与新、地主与农民、黑帮与民主派“妥协”的原则。把一半给这部分人，把另一半给另一部分人，——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宣扬的货色。

　　这恰恰是动摇不定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典型原则。他们要求的不是消灭中世纪特权，而是由地主和资产阶级来瓜分这种特权。使“非农民”（说穿了就是地主）与占人口7／10的农民平等，就是保留和肯定中世纪特权，这难道真的还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吗？中世纪特权就是一个地主在政治上相当于几百个几千个农民，否则中世纪特权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地主和农民的平等，客观上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瓜分特权。1861年的情况正是这样：地主把自已千分之一的特权让给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而农民群众却不得不遭受半个世纪（1861＋50＝1911）的痛苦：无权，备受凌辱，慢慢饿死，交纳苛捐杂税，等等。此外，不应当忘记，地主在1861年把自己千分之一的政治特权让给资产阶级（地方自治改革，城市改革，司法改革，等等）的同时，他们自己在经济上也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开办起酿酒厂、甜菜制糖厂，参加股份公司董事会，等等。

列宁：《立宪民主党和土地问题》（1912年8月1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53—54页

　　就拿最自由最文明的美国来说吧。它是一个民主共和国。情况又怎么样呢？在那里，不是一小撮百万富翁而是一小撮亿万富翁实行着专横的统治，而全体人民备受奴役。既然工厂、银行和全国一切财富都归资本家所有，既然与民主共和制同时并存的是对千百万劳动者的农奴制奴役和暗无天日的贫困生活，试问，你们吹嘘的平等博爱又在哪里呢？

　　没有！哪里由“民主派”统治，哪里就有赤裸裸的、不折不扣的掠夺。我们是知道所谓民主国的真正本质的。

列宁：《在原米歇尔逊工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3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84—85页

　　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民主就不过是掩饰资产阶级专政的十足骗人的幌子，如果不扯掉这个骗人的幌子，就根本谈不上认真解决把劳动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这是马克思一向教导的，这是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每一次罢工和每一块尖锐的工会斗争所表明的。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任何民主都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关于普选、全民意志、选民平等的宣传完全是骗局，因为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在资本、财产的占有者和现代雇佣奴隶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平等。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28页

　　我们再拿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它是夸耀自已实行普选制的。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种普选、这整个选举机器都成了骗人的东西，因为甚至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国家里，大多数劳动者也是受到压制的，他们在资本主义苦役改重压下，实际上没有参加也不可能参加政治活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能够导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革命，但这种胜利只有在更广大的群众独立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的条件下才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国家形式的改变，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不是另外举行一次虽以人们完全”“平等”为前提，实际上却巧妙地掩饰着一部分人是有产者、另一部分人是无产者的事实的选举。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人们看来，既然有“民主”，既然资本家和无产者都参加这个选举，那么，这就是“人民改意志”，这就是“平等”，这就是人民愿望的表现。我们知道，这种论调是在给艾伯特和谢德曼之流的刽子手、杀人犯打掩护，是极其卑鄙的欺人之谈。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通过民主程度不同的种种政治形式来支配劳动群众的是资产阶级，是少数有产者。他们都拥有一份资本主义财产，他们把教育和科学、把资本主义文明的最高成就和精华变成了剥削工具和专利品，使大多数人处于奴隶地位。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6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33页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为了从政治上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特别是议会制曾经是（必需的）必要的，而现在，当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在苏维埃共和国实现了更高类型的民主制的情况下，任何退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步骤都是为剥削者即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效劳的绝对反动的行为。那些似乎是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口号，不过是为剥削者的利益服务，只要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仍然存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都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镇压占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机器。

列宁：《俄共纲领草案初稿》（1919年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82页

　　资产阶级的民主只限于宣布形式上的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权利，例如集会、结社、出版的权利。至多也就是一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取消过这几方面的全部立法限制。然而，在实际上当局的实践，以及劳动人民所受的经济奴役（这是主要的），总是使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不可能稍微广泛地享受到权利和自由。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纲领中一般政治部分第三条的草案》（1919年，不晚于3月2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69页

　　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来都是而且不能不是资本镇压劳动者的机器，资本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许诺并且宣告政权属于大多数人，但是它从来没能实现过，因为存在着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4月15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95页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的“自由”实际上是富人的自由。无产者和劳动农民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自由来准备力量，以推翻资本，消灭资产阶级民生，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照例是不能实际享受民主的。

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1919年4月13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95页

　　我已经介绍你们阅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部著作里就讲到，凡是存在着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

　　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各不相同：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又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权利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凡是在1905年以后到过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统治整个社会的权力表现得如此横蛮，采用贿赂手段如此明目张胆。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整个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73页

　　目前在世界上所有的工人组织中，甚至常常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至少在资产阶级议会的选举时，对民主问题，即对许多人所不了解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问题和对新的苏维埃政权问题进行着根本性的辩论。旧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宣布自由和平等，宣布人人一律平等，不问他有没有财产、有没有资本，宣布私有者有处置土地和资本的自由，而没有土地和资本的人，则有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的自由。

　　同志们，我们苏维埃政权坚决同这种骗人的自由和平等一刀两断（鼓掌），我们对所有劳动者说，对自由和平等这样来理解的社会党人，忘记了社会主义最基本最起码的原理，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因为我们同还没有背叛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人一直在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言、欺骗和伪善，说明资产阶级社会虽然高唱自由平等，至少是选举中的自由平等，但是实际上，资本家的政权和土地、工厂的私有制决定劳动者在任何“民主的和共和的”制度下都不能享受自由，只能遭受压迫和欺骗。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文献：代表大会闭幕词（1919年12月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411—412页

　　资本主义既有形式上的平等，又有经济上的不平等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自由派用谎言掩盖着的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不了解的一个特点。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在争取经济平等的坚决斗争中，就必须公开承认存在着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必须把对这种公开的承认作为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基础（苏维埃宪法）。

　　但是资本主义连形式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饱食者和挨饿者、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平等”）也不能彻底做到：这种不彻底性的最鲜明的表现之一，就是男女间权利不平等。权利的完全平等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甚至在最共和、最民主、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里，也是不曾有过的。

列宁：《迎接国际劳动妇女节》（1920年3月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23页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本侵略者经常选择为诱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5—1046页

　　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自从中国人民群起反对之后，就是热心“君主立宪”的人们也替我们的君主担优，劝他不要套上被称为猪仔国会的那条绞索，谨防袁世凯来找替死鬼。因此，我们的君主就此缩手，也未可知，然而我们的君主及其左右，是决不让人民轻易获得丝毫权力而使他们自己损失一根毫毛的。眼前的证据，就是这位君主将人民的合理批评，称之为“肆意攻击”。据说，“在战争状况之下，沦陷区域势必无法举行任何普遍的选举。因此，在两年以前，国民党中央全会乃有于战事结束一年以内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定。若干方面，当时曾肆意攻击”，以为迟了。及至他“鉴于战事的完全结束为时容或延长，即使战事结束后各地秩序亦未必能于短时期内恢复，所以主张在战局稳定之时即行召集国民大会”，不料那些人们又“肆意攻击”。这样一来，闹得我们的君主很不好办。但是中国人民必须教训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中国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实行民主改革，例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给人民以自由，给各党派以合法地位等项。对于这些你们一件也不做，却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问题上耍花样，这是连三岁小孩子也欺骗不了的。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毛屎坑里去。就叫做“肆意攻击”也罢，任何这类的欺骗，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攻击掉，决不容许保留其一丝一毫。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是欺骗。有无国民大会是一件事，有无起码的民主改革又是一件事。可以暂时没有前者，不可以不立即实施后者。蒋介石及其一群，既然愿意“提早”“还政于民”，为什么不愿意“提早”实施若干起码的民主改革？国民党的先生们，当我写这最后几行时，你们得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总算不是向你们“肆意攻击”，仅仅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也不应该么？难道你们也可以置之不答么？你们得答复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愿意“还政于民”。却不愿意实行民主改革呢？

毛泽东：《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1945年7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12—1113页

5.资产阶级的宪法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则废除自由。自由这一权利一旦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

　　“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1791年“人权宣言”第二条）“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使人能够行使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1793年“人权宣言”第一条）

　　可见，政治生活就在自已朝气蓬勃的时候，并且由于事件所
迫而使这种
朝气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它也宣布自己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的目的是市民社会生活。固然，这个政治生活的革命实践和它的理论还处于最尖锐的矛盾状态。例如，一方面，安全被宣布为人权，一方面又公开承认破坏通信秘密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无限制的出版自由”（1793年宪法第一二二条）作为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后果而得到保证，一方面出版自由又被完全取缔，因为“出版自由一旦危及公共自由，就应取缔”（小罗伯斯比尔语，见毕舍和卢-拉维涅“法国革命议会史”第二十八卷第159页）。换句话说，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因此，它一旦和自己的目的即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须被抛弃。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0页

　　除上面分析过的这些成文的政治法规以外，还有几个方面也应该列入宪法的范围。直到目前为止几乎还没有谈到公民权利；在英国，个人在宪法本身的范围内是没有任何权利的。这些权利之所以存在，或者是由于习惯，或者是由于个别跟宪法没有任何关系的法规。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奇怪的分离现象是怎样产生的，现在我们先来批判这些权利。

　　第一个权利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就是出版自由。有人认为，任何地方的出版自由都不如英国的出版自由这样广泛，这种看法一般说来是对的。不过，英国的这种自由也还是很有限的。诽谤法、叛国法和渎神法都沉重地压在出版事业的身上；如果说对出版事业的迫害还不算多，那末这并不是由于法律，而是由于政府害怕因采取压制出版事业的措施而丧失民心。英国各党派的报纸每天都在违反出版法，因为它们既反对政府也反对个别的人，但人们对这一切都假装没有看见，等到时机成熟便来一场政治诉讼，那时再连出版物一起拿来算总账。1842年宪章派的遭遇就是这样，不久以前爱尔兰的合并取消派的遭遇也是这样。正像1842年以后普鲁士的出版自由一样，英国的出版自由一百年来苟延残喘，完全是靠政府当局的恩典。

　　英国人的第二个“天生的权利”（birthright）是人民集会的权利，到目前为止欧洲还没有一个民族享受过这种权利。这种权利虽然由来已久，但只到后来才定为一条法规：“人民有为讨论自身疾苦和向立法机关请愿减轻疾苦而集会的权利”。这里边已经包含了某些限制。如果集会的结果不是请愿，那末这个集会即使不算直接非法，但无论如何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在奥康奈尔的诉讼案中，检察官特别强调：这些已被认定为非法的集会，当时不是为讨论请愿而召开的。但是主要的限制还是警察性的限制：中央和地方当局可以事先禁止或中断以至解散任何一个集会，他们不仅在克隆塔尔弗，而且在英格兰本土上也常常以这种手段来对付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但这并不被认为是侵犯英国人的天生权利，因为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都是穷人，所以他们是没有权利的。这一点除“北极星报”和“新道德世界”外谁也不过问，因此大陆上对这方面的情形一无所知。

　　再其次是结社的权利。凡以合法手段追求合法目的的一切结社都是容许的；但是这类会社每次只许成立一个不设地方支部的大机构。会社若划分为一些设有专门机构的地方支部，则只有为慈善目的和一般金钱目的才允许建立，而且还必须得到当地经管这类事务的官吏的许可。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得到了组织协会的许可，就因为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目的；宪章派虽然在自己的章程中逐字逐句地抄下了社会主义协会的章程，但仍未被批准结社。现在他们不得不规避法律，并因而陷入这样一种境况：只消宪章协会任何会员的一个笔误，就足以连累整个团体坠入法律的圈套。但是，即使不管这一点，充分的结社权利也仍然是富人的特权；组织会社首先就需要钱，富有的反谷物法同盟筹措几十万元易如反掌，而贫穷的宪章协会或不列颠矿工工会单是应付经费开支就困难重重。况且没有经费的会社很少有什么作用，同时也不能进行宣传鼓动。

　　人身保护的权利，即每个被告（犯叛国罪的除外）有在诉讼开始以前交纳保证金获释的权利，这种备受赞扬的权利也仍然是富人的特权。穷人交不起保证金，因此只得进监狱。

　　这些个人权利中的最后一个，就是每个人都有权由和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而这一个权利也同样是富人的特权。穷人不是由和他们同类的人来审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他们的死敌来审讯，因为在英国，富人和穷人是处在公开敌对状态的。陪审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究竟是什么样的资格，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来：在都柏林这样一个拥有25万人口的城市，合格的陪审员名单上只有800个人。在郎卡斯特、瓦瑞克和斯泰福的最近几次关于宪章派的诉讼案件中，审讯工人的是地主和租佃人（他们多半是托利党人），厂主或商人（他们多半是辉格党人），但前者和后者都是宪章派和工人的敌人。然而这还远不是全部情况。所谓“不偏不倚的陪审团”，根本是胡说。四星期前在都柏林审讯奥康奈尔时，每一个陪审员，不管是新教徒或托利党人，都是他的敌人。“和他同类的人”应该是天主教徒和合并取消派，但这些人也不会是不偏不倚的，因为他们是他的朋友。陪审团中有一个天主教徒就会使任何裁定（无罪的裁定除外）都做不成。这个案件的情形特别明显，但实际上任何案件的情形也都是这样。陪审法庭就其实质来说是一个政治机关，而不是法律机关；但是，既然一切法律设施本来都具有政治性质，那末陪审法庭也就体现了司法制度的真正本质。臻于最高发展的英国陪审法庭，在制造法律谎言和不道德行为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首先虚构出所谓“不偏不倚的陪审员”，硬要陪审员忘记他在审讯前所听到的有关该案件的一切，而只根据法庭上所提出的证据来判断，仿佛这是可能的！其次，人们又虚构出所谓“不偏不倚的法官”，说什么法官必须阐明法律而且要不偏不倚地、完全“客观地”对比双方所提出的理由，仿佛这是可能的！人们甚至要求法官不管怎样都要采取某种特别方式尽量不影响陪审员的判断，不暗示陪审员如何裁定，也就是说，法官必须按照为做出结论所要求的方式来说明前提。但是他甚至在自己心中也不应该做出结论本身，因为这好像会影响他对前提的说明。人们就要求这一切以及其他千百种不可能的、不合人性和愚蠢的事情，不过是要堂而皇之地掩盖作为这一切现象的根源的愚蠢和不合人性。但是实践是不会让自己上当的，在实践中人们很少顾及这一套胡说，法官十分明显地授意陪审员应做出怎样的裁定，而唯命是听的陪审员也照例是规规矩矩地做出这样的裁定。

　　还有！必须尽力保护被告，被告和国王一样神圣而不可侵犯，而且他不可能行为不轨，也就是说，他根本什么也不可能做，假若他居然做出了某件事情，那也会被认为是无效的。被告可能坦白自己的罪行，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法律规定，被告是不足凭信的；1819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人的妻子在一次她自认为无救的重病中，向自己的丈夫自白她破坏了夫妇关系的忠贞，事后这个人就控告他的妻子不贞；可是妻子的辩护人申辩说，被告的自白不能作为凭证，于是控诉被驳回了。其次，被告的神圣性还反映在审判程序的各种形式中，这些形式笼罩着英国的陪审法庭，并成为律师们大肆施展讼棍伎俩的广阔场所。什么滑稽可笑的形式上的错误都能推翻整个诉讼，这一点简直是难以令人置信的。1800年，一个人被认定犯有伪造钞票的罪行，但却未受到惩罚，因为他的辩护人在判决宣告之前发觉，在伪造的钞票上名字简写作Bartw，而在起诉书上却是写的全名Bartholomew。如前所述，法官认为申辩的理由充足，于是宣告犯人无罪。1827年在温彻斯特，有一个妇女被控谋杀婴儿，可是却被宣告无罪，理由就是陪审员在验尸记录中写的是我们“发了一个誓”（《The jurors of our Lord the King upon their oath present that, etc.》），保证发生过如此这般的事情，可是应该写成我们“每人都发了一个誓”（《upon their oaths》），因为十三个陪审员不是发了一个誓，而是发了十三个誓。一年以前在利物浦，一个从别人口袋中偷走手帕的孩子被当场逮捕并拘押起来；事情发生在星期日的晚上。孩子的父亲抗议警察非法拘捕他的儿子，因为根据法律，任何人都无权在星期日从事他赖以维持生计的工作，所以警察在星期日也无权拘捕任何人。法官同意这种理由，但在以后的审问中，这个孩子供认他是职业小偷，于是法官就因他在星期日干自己的本行工作而罚了他五先令。这样的例子我真能举出几百个，但上面举出的几件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英国的法律维护被告的神圣性而反对它本来应该保卫的社会。就像在斯巴达一样，受惩罚的不是犯罪行为，而是犯罪的笨拙。一切保护都反对它所要保护的人。法律要保护社会，但却攻击社会，它要维护被告，但却危害被告；因为很清楚，谁要是穷得雇不起这种讼棍式的辩护人来对抗官方的讼棍伎俩，过去那些为保护他而创立的一切形式都会对他不利。谁要是穷得请不起一个辩护人或相当数目的证人，那末即使他的案件还有些模棱两可，他也一定要遭殃。他事先能够看到的只有起诉书和最初提交治安法官的供述书，因此不知道据以控告他的详细证据（而正好是这一点对无罪的人最危险不过了）；他必须在控告提出后立即申辩，而且只有说一次话的权利；假如他没有详细申诉一切理由，假如缺少一个他认为不必邀请的证人，那末他就遭殃了。

　　可是最妙的是下面这个规定：十二个陪审员的裁定必须一致。

　　他们被关在一间房子里，在未得出一致决定或法官确信他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以前，不放他们出来。但这是十分不近人情和极端违反人类本性的做法，因为要求十二个人对某一问题的意见完全相同，那简直是开玩笑。但这种做法是一贯的。最残酷的审讯从肉体上或精神上折磨被告，陪审法庭宣称被告是神圣的，而以丝毫不亚于宗教裁判所的对质来折磨证人，甚至还折磨陪审员；就给它提出一个裁定吧！哪怕这会使世界毁灭也无所谓。陪审员在没有提出裁定以前，一直像坐牢一样地被关起来；如果他们真正想要坚持自己的誓言，那末就会任命一个新的陪审团，于是诉讼又如此这般地从头再来一遍，直到原告或陪审员疲于战斗并无条件投降为止。这已足够证明：全部审判程序离不开折磨，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野蛮的。可是不这样也不行；如果硬要在不可能具有数学精确性的事物中求得这种精确性，那就不能不流于荒唐或野蛮。实践又一次揭明，在这一切现象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在实践中，陪审员们对案件总是处之泰然，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也就泰然自若地违背自己的誓言。1824年在牛津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陪审员们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一个人硬说有罪，其余的十一个人都主张无罪；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唯一持有异议的人在起诉书上写了“有罪”后走开，然后首席陪审员和其余的陪审员一道来了，他们拿起起诉书，在“有罪”上面加写一个“没”字（威德“英国史”）。“观察家”杂志的编辑丰勃兰克在其著作“七个政府统治下的英国中叙述了另外一个情况。这里陪审员们也没有能取得一致的意见，结果采取了抽签的办法：拿两根稻杆来抽，哪一边抽了较长的稻杆，便采纳哪一边的意见。

　　既然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些法律制度，那末我们现在就再深入一步考察问题，以便全面地了解英国的法律状况。谁都知道，英国的刑法典在欧洲是最森严的。就野蛮来说，早在1810年它就已经毫不亚于加洛林纳法典了：焚烧，轮辗，砍四块，从活人身上挖出内脏等等曾是惯用的几种刑罚。不错，从那时起最令人愤慨的酷刑固然已经废止，但刑法中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大量野蛮的和卑劣的酷刑。处死刑的有七种罪（杀人、叛国、强奸、兽奸鸡奸、破门入盗、暴力行劫、纵火杀人）；而以前应用范围广泛得多的死刑，也只是到1837年才限制在这几个方面。可以除了死刑以外，英国的刑法还有两种野蛮得无以复加的刑罚：苦役流刑和单独监禁。前者通过群居把人变成禽兽，后者通过孤寂的生活把人变成禽兽，这两种刑罚经年累月连续不断地从肉体上、精神上、道德上来摧残法律的牺牲者，一直把他们弄得像牲畜一样，很难想出比这更残酷和更卑劣的刑罚了。被流放的犯人陷入一种道德败坏卑鄙下流的深渊，哪怕是气质最好的人在那里待上六个月也一定会潦倒沉沦的。谁有兴致阅读一下目击者关于新南威尔士或诺福克岛的报告，那末当我说上述种种还远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的时候，他一定会同意我的说法。单独监禁往往把人逼疯；伦敦模范监狱在成立三个月之后就已经不得不交给疯人院三个疯于，至于通常被当做神智正常的宗教疯癫病，那就更不必说了。

　　制裁政治罪的刑法在行文方面几乎和普鲁士的刑法完全一样；特别是“鼓动不满”和“煽动性的言论”这两条的措词很不精确，使法官和陪审员大有迴旋的余地。而对这方面的刑罚也比对其他案件来得严厉，苦役流刑是主要的惩罚方式。

　　如果说这些严厉的刑罚和政治罪概念的不精确在实践中没有达到法律所预期的结果，那末这一方面也是由于法律本身有缺陷，因为法律中的混乱和含糊之处非常之多，高明的律师随时都能找到有利于被告的漏洞。英国的法律有习惯法（common law）和成文法（statute law）。习惯法也就是不成文法，它现在还像人们开始搜集法规以及后来由法律权威加以汇编时一样；自然，这种法的最主要的条文都是模糊不清语义含混的；成文法是由五百年来搜集的无数个别的议会法令、条例组成的。这些法令和条例彼此矛盾，结果让完全不法的状态代替了“法治状态”。在这里律师就是一切；谁对这一堆乱七八糟矛盾百出的法律晚会确实花费了足够的时间，谁在英国的法庭上就是全能。由于法律不确定，人们自然就把从前的法官对类似案件的判决奉为权威；这样一来，法律的不确定性就只有愈益加深了，因为这些判决也同样是彼此矛盾的，而且审讯的结果又是由律师的学识和机警来决定。另一方面，英国刑法的意义微小又只是赐予恩惠等的结果，迁就社会舆论的结果，虽然按照法律，政府根本不一定要顾及舆论；而且立法机关又根本不打算改变现存的秩序，这从它激烈反对任何立法改革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来。但决不应忘记，这里是财产统治一切，因此这种恩惠只赐于“值得尊敬的”犯人，而穷人、贱民、无产者却承受着法定野蛮行为的全部重压，可是对这一点任何人也不加过问。

　　而且这种对富人的庇护也明显地表现在法律中。一切重罪都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而几乎所有次要的罪行则都处以罚款；当然，这种罚款的办法是贫富一律的。但是富人很少或完全不会苦于负担，而穷人却十之八九支付不起，于是法庭就干脆以《default of payment》［“不付罚款”］为由罚他们做几个月的苦工。只要看一下随便哪种英国报纸上的警察报告，就会深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虐待穷人庇护富人是一切审判机关中十分普遍的现象，这种做法肆无忌惮，报纸上对这类事件的描述也十分厚颜无耻，所以人们读报时很少能不感到内心的激愤。任何富人随时都能受到异常客气的对待，不管他的罪行如何卑劣，在不得不处他以罚款时，“法官还总是感到非常抱歉”，虽然这种罚款通常都是微乎其微的。在这方面，法律的运用比法律本身还要不人道得多；“法律压迫穷人，富人管理法律”和“对于穷人是一条法律，对于富人是另外一条法律”——这是两句早已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可是，难道能够不是这样吗？治安法官也好，陪审员也好，他们本身都是富人，都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他们都袒护自己的同类，都是穷人的死对头。如果再估计到财产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我们不能在这里分析），那末的确就没有谁会对这种野蛮的情形感到惊异了。

　　关于恶劣到极点的直接的社会立法，我们以后再谈，因为在这里不能说明这种立法的全部意义。

　　现在把我们对英国法治状态的批判总结一下。从“法治国”的观点出发可能对这种状态提出什么指摘，这丝毫不关紧要。英国不是正式的民主制，这并不能使我们对它的各种制度怀有偏见。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这样一种触目皆是的情况：理论和实践处于惊人的矛盾中。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力——王权、上院、下院，我们都眼看着消失了；我们看到，国教会和英国人的一切所谓天生的权利都是徒具空名，甚至陪审法庭也只是虚有其表，法律本身没有实际效力；简言之，本身建立在精密确定的法律基础之上的国家，现在正在摈弃和拆毁自己的这个基础。如果可以说英国人一般是自由的话，那末他们的自由就不是法律的赐予，而是反对法律的结果。

　　其次，我们看到，这种事态引起了多少谎言和不道德的行为；人们俯首跪拜空名而否认现实，不愿对现实有任何的了解，拒不承认实际上存在的东西，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他们自己欺骗自己，使用一套带有人为范畴的隐语，而每一个这样的范畴都是对现实的一种讽刺；他们胆战心惊地死死抓住这些空洞的抽象概念，只是为了不承认生活和实践中的情形完全是另一回事。全部英国宪法和一切立宪主义的舆论无非是一个弥天大谎，当它的真正本质有时在某些地方暴露得过于明显的时候，就不断地用无数的小谎言来弥补和掩盖。甚至当人们开始了解到这一套全是谎言和虚构的时候，还是紧紧地抱住它，而且抱得比任何时候都紧，唯恐这些空话、这些拼凑在一起的毫无意义的字母失散了，因为这些空话就是世界的基石，如果没有它们，世界和人类就会陷入纷乱的黑暗中！于是人们只好满怀厌恶地躲开这个由公开谎言和隐蔽谎言、伪善和自欺交织而成的罗网。

　　这种状况能够长此下去吗？这一点用不着考虑。实践反对理论、现实反对抽象、生活反对毫无意义的空话的斗争，简言之，人反对不人道行为的斗争，一定会得出结果，而胜利将在哪一边，是毫无疑问的。

　　斗争已经在进行。宪法的基础已在动摇。最近的将来会形成怎样的局面，这可由上述情况推知。宪法中新的、外来的因素具有民主的性质，而我们将看到，舆论也会向民主的方向发展。英国的最近将来是民主制。

　　然而是哪一种民主制呢？不是过去那种同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对立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制，而是现在这种同资产阶级和财产对立的民主制。以往的全部发展证明着这一点。资产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他们备受压迫和凌辱，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压制他们；在英国，民主制反对贵族制的斗争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英国所趋向的民主制是社会的民主制。

　　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治愈社会的痼疾。民主制的平等是空中楼阁，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或单是政治的基础上完成。因此这个阶段只是一个过渡，只是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需要加以试验，但从其中马上就会发展出一种新的因素，一种超出现行政治范围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恩格斯：《英国状况英国宪法》（1844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5—705页

　　我们的读者都知道，像现在这样组织的陪审法庭，我们绝不能把它看做是某种保障。资格限制使一定的阶级享有从自己的人当中挑选陪审员的特权。编制陪审员名单的方式使政府有权操纵垄断，从特权阶级中挑选出自己惬意的人。这就是说，行政区长官先生从全区的陪审员名单中挑选出一些人，编制成清册；然后政府的司法代表再加以清刷，把这个名单缩减到三十六人（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最后，当陪审法庭真正组成的时候，检察机关有权第三次对最后的名单，对这个经政府两次蒸馏过的阶级特权的产物进行清刷，只留下最后所需要的十二个人，而把其余的都删除。

　　在这样组织起来的陪审法庭上，那些公开反对特权阶级和现存国家政权的被告要是不直接落到自己死敌的手中，那简直是奇迹了。

马克思：《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1848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51页

　　奥地利的军事专制主义一天比一天更加令人不能忍受。报刊几乎全被消灭，所有的公民自由都被取消，整个国家充斥着密探——监禁、军事法庭和鞭笞遍及全国，——这就是政府有时出版的那些各省宪法的实际意义，他们在这些宪法出版的当时就毫不在乎地加以破坏。但是任何事情都是要到头的，甚至戒严状态和匕首统治也不例外。军队要花钱，而钱这个东西，即使最有权力的皇帝也是不能随意制造出来的。奥地利政府迄今一直通过大量发行纸币来勉强保持财政上的收支平衡。但是这也到头了。有一位普鲁士尉官曾经因为我对他说，无论哪个国王或皇帝都不能想印制多少纸币就印制多少纸币，而要与我决斗，与这位尉官的愿望相反，与这位博学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愿望相反，奥地利皇帝还是看到了，他的纸币——尽管不兑换——比银币贬值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比金币几乎贬值百分之五十。他原来打算发行的外债由于科布顿先生的努力而落空。外国资本家只认购了五十万镑，他要的是这个数目的十五倍；而他的财力枯竭的国家已经不能为他提供任何资金了。去年9月底一千五百万镑的赤字现在可能已经增到二千万至二千四百万镑了，而且匈牙利战争的费用大部分必须在1849年最后一个季度付清。这样，奥地利就只有在这两者中作出选择：要么破产，要么对外作战，使军队负担自己的花费，并且借助胜仗、征服的各个地方和战争赔款来恢复商业信誉。这样，科布顿先生借口保卫和平而反对奥地利和俄国的外债（因为俄国和奥地利处于同样困厄的境地），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加速了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联合进军，这种进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再拖了。

　　在普鲁士，我们目睹了“国王良心”的又一表现。你们知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个从不食言的人在1848年11月强行解散了国民议会，并且把一部合他心意的宪法强加给了他的人民，你们知道他曾同意让这件美丽的艺术品由第一次召集的议会进行修订；你们知道，这个议会的第二议院（众议院）甚至还未着手修订就被解散了，而另一个新的选举法又被强加到人民身上，这个选举法巧妙地删去了普选权，保证了由土地贵族、政府官吏和资产阶级组成的多数当选。由于所有民主派都拒绝参加这个议院的选举，所以它只是由选民总数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选出的。这个议院与原来的第一议院一道着手修订宪法，自然，它们把它弄得比国王原来提出的本子还要更合国王的心意。现在他们已经几乎完成此事。你们以为现在国王陛下会高兴接受这个修改过的宪法，并就此宣誓吗？他才不呢！他给他忠实的议会写了一封御函，上面说，他非常满意两个议院为他的宪法所做的一切，但在其“国王良心”允许他宣誓以前，需要对自己的宪法做十来处修改。这是些什么修改呢？国王陛下真够谦虚，他除了下面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外，就再无所求了。1．现在由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选举的第一议院，应该成为真正的贵族院，其成员中应包括各个亲王、陛下挑选的约一百名世袭贵族、大土地所有者选出的六十名贵族、大资本家选出的三十人、各大学选出的六人。2．大臣们应对国王和国家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3．现在预算上规定的一切税收应永远征收，议会无权废除。4．应成立“明星院”或最高法庭来审判政治案件——根本没提陪审团。5．应颁布一项规定和限制议会第二议院的权力的特别法等等。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呢？陛下强加给善良的普鲁土人一部新宪法，又要让议会进行修订。他的议会进行了修订，即把残存的一点点公民权利统统勾销。而国王还不满足，宣布说，若不作上述补充修改，他的“国王良心”就不允许他接受那部按照他自己的利益修订了的他自己的宪法。这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国王的”良心！甚至目前这个可笑的议会都不大可能屈从于这种无耻的要求。结果将是解散议会，普鲁土将暂无任何议会。所有这一切的奥妙在于预期会发生上面提到的联合大战。坐在普鲁士王位上的这位“有良心的”大人，期望在三、四月份会有成百万的亚洲野蛮人充斥他那叛逆的国家，他们将和“他自己的光荣军队”一道进军巴黎，征服这个生产他如此心爱的香摈酒的美丽国家。一旦共和国被消灭，圣路易的后代在法国重新登极，那时候国内的宪法和议会还有什么用呢？

恩格斯：《德国来信》（1849年12月18日—1850年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4卷第32—34页

　　宪法前面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总纲；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1．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2．法兰西共和国是民主、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国家。3．它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它的基础是家庭、劳动、财产和社会秩序。5．它尊重其他民族的独立，也要其他民族尊重它的独立。它决不发动任何侵略战争，永不使用武力去反对任何民族（但是，罗马呢！）的自由。

　　六月起义以前，国民议会曾制订过宪法。其中除了其他许多承认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款以外，还有如下几条：

　　第6条　教育权是全体公民通过国家的免费教育全面发展身心和智力的权利。

　　第7条　劳动权是每个社会成员以自己劳动维持生活的权利。因此，社会必须保证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工作的时候能够获得工作。

　　第9条　救抚权是孤儿、病弱者和年老者受国家救抚的权利。

　　当资产阶级由于1848年6月的胜利而嚣张起来的时候，它把这3条从中删除了。现在宪法是这样写的：

“第一章

　　最高权力属于法兰百全体公民。这种权力是不可剥夺的、是不能转移的。任何个人、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权擅自行使这种权力。”

“第二章　宪法保障的权利

　　“第2条　非依法律之规定，不得逮捕和监禁任何人”。

　　“第3条　凡居住在法兰西领土上的公民，其住宅不得侵犯，非遵照法律规定的手续，不得侵入公民住宅。”

　　请注意，法兰西宪法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地方一样都保障了自由，但是总是附带着一些法律已经规定的或者可能另行规定的例外情况！同时，拿破仑皇帝，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浦所规定的一切例外情况不仅原封未动，而且在六月革命之后还大大增加了。例如，1849年8月9日公布的关于戒严状态（应由国民议会宣布，而在国民议会体会期间应由总统宣布）的法律规定，军事当局有权将一切政治犯交给战地军事法庭审判。其次，这项法律还规定，军事当局不论白天和黑夜均有权进入任何人的住宅进行搜查，有权没收各种武器，驱逐一切在被宣布戒严状态的地点没有住所的人。

　　至于外国人，他们在法兰西国土上所享受的唯一“权利”就是，只要警察当局认为必要，他们就随时会被捕和被驱逐出境。

　　至于法国人，任何一个官吏下一道命令，就可以逮捕任何法兰西公民。

　　“第4条　除专门任命的法官外，不得对任何人进行审判。不得以任何名义和任何借口设立特别法庭。”

　　我们已经知道，在“戒严状态”下军事法庭排挤一切其他法庭。不仅如此，国民议会为了审判一部分政治犯在1848年建立了以“最高法庭”为名的“特别法庭”，而在六月起义之后，国民议会根本没经任何审判就把15000名起义者流放到殖民地去了！

　　“第5条　废除政治犯的死刑。”

　　但是，政治犯被流放到寒热病流行的地区，在那里被处死刑无非是时间稍微晚一些，痛苦更大一些。

　　“第8条　公民有结社、组织和平的非武装的集会，递交请愿书以及在报刊上和用其他任何方式发表意见的权利。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除了要保证其他公民有平等权利和维护社会安全之外，不受任何其他限制。”

　　以“社会安全”为理由的限制使上述权利根本无法行使，这一点从下面的几个事实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1.出版自由。——1848年8月11日和1849年7月27日公布的两项法律不仅恢复了关于报纸交保证金的规定，而且恢复了和加强了拿破仑皇帝和在他以后所规定的一切限制。

　　1850年7月23日的法律增加了保证金的数额和扩大了有关一切周报、杂志和其他期刊等等的法律的有效范围。此外，这项法律要求每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的署名，并且重新规定向报纸征收印花税。不仅如此，这项法律还规定向报纸登载的小说、纯文艺性的报刊作品征收印花税；如不遵行上述的一切规定，按照法律，便有受到巨额罚金的处分的危险。自从上述的法律颁布以后，革命报刊完全绝迹了。每一周总有一家报纸或一本小册子成为法庭迫害的对象，遭受罚款和查禁，为了反对这些迫害，革命报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资产阶级要在陪审法庭上来消灭工人的报纸。

　　这种制度在1850年7月30日的恢复剧本检查的法律中达到了顶点。这样，言论自由便从它的最后的文学掩避所中被驱逐出来了。

　　2．结社和集会权。——1848年7月28日—8月2日的法令，使俱乐部受到警察局的许多限制，几乎丧失了一切自由。例如，俱乐部无权通过带有立法性质的决议等等。这项法令使一切非政治性的组织和私人集会完全置于警察的监护之下，听受警察的任意摆布。

　　1849年6月19日—22日的法律规定，政府在一年内有权封闭一切俱乐部和禁止未经政府同意的集会。1850年6月6日—12日的法律规定，把这种权力再授予政府一年，实际上这种权力已经扩大到那些不合政府口味的议会竞选集会上。结果，从1848年7月起，所有的俱乐部和集会，除保皇派和波拿巴派的cercles ［俱乐部］之外，实际上都停止了活动。

　　1849年11月29日的法律规定，凡是联合起来争取提高工资的工人一律判处3个月以内徒刑和3000法郎以下的罚款。这项法律并且还规定，工人在徒刑期满后要受警察当局5年的监视（这就意味着贫困、破产和迫害）。

　　结社和集会权就是如此。

　　“第9条　教学自由权。教学自由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在政府的监督之下享受之。”

　　这里是在重演老把戏。“教学自由”，但是“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恰恰是一些完全消灭这种自由的条件。

　　1850年3月15日的法律将整个教学系统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

　　这个部门的主管机关是4名法国大主教所领导的最高人民教育委员会。这项法律规定，所有地方学校的教员，即使他们是市镇委员会或者教区委员会推荐的，都必须服从recteurs，即督学的意志。教员必须接受与军队中的服从和纪律相类似的条件，服从督学、市长和牧师；可见，根据上述法律，教学自由归结起来，就是没有民政当局和教会当局的允许，谁也无权教学。

　　“第11条　财产权不受侵犯。”

　　“第14条　保障国家债务。”

　　“第15条　征税只能为了社会的需要。每个公民须根据本人的财产和可能纳税。”

第三章　国家权力

此章规定：

　　“1．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不得世袭。”

　　“2．权力分立是自由政府的基本条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旧宪法的克汀病。“自由政府”的条件不是权力的分立，而是权力的统一。国家机构不可能过于简单。骗子手耍的花招常常就是使国家机构复杂化，把它弄得莫名其妙。

第四章　立法权

　　立法权完全由包括阿尔及利亚和殖民地的议员在内的750名议员组成的议会来行使。为修改宪法而召开的会议必须有900名代表出席。选举制度是按居民的人数制定的。下面4条，我们认为有必要照抄下来。

　　“第24条　选举权是直接的和普遍的。投票采取秘密方式。”

　　“第25条　凡年满21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和公民权的法国人，均为不受任何选举资格限制的选民。”

　　“第26条　凡年满25岁的选民均可以当选为议员，而不受居住资格的限制。”

　　“第27条　剥夺法兰西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依据的条件由选举法规定之。”

　　上面引用的几个条款表述的精神跟宪法里所有其他条款的精神毫无二致。“凡是法国人均为享有政治权力的选民”，但是“选举法”必须规定，哪些法国人不应享有政治权利！

　　1849年3月15日的选举法把政治犯除外的一切罪犯都划入这个范围。而1850年3月31日的选举法不仅把政治犯，不仅把所有被认为藐视早已确定的社会舆论和出版法的罪犯一律划入这个范围，而且实际上规定了居住资格，从而使2／3的法国人不能参加投票！

　　在法国，“选举权是直接的和普遍的”这句话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28条　凡担任国家职务领取薪俸的人不得同时担任人民的代表。议员在其从事立法活动期间不得担任任何属于行政权的领取报酬的职务。”

　　这两个原则受到下列规定的限制，实际上几乎是一纸空文。

　　“第30条　选举采取按名单投票方式，各省分别在选区的主要居民点进行。”

　　“第31条　国民议会任期为3年，期满时必须举行新的选举。”

　　“第32条　国民议会应连续开会，但是它有权休会并在休会期间任命一个由25名议员和议会常务局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自己的代表。该委员会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召集议会会议。”

　　第33—38条　议员可以重选。他们不受过去颁布的任何命令的约束，他们不受侵犯，不得由于在国民议会里发表意见而遭受迫害和担负责任。他们可以得到他们不得拒绝的薪金。

　　至于“议员的不受侵犯性”和他的“发表意见的自由”，国民议会的多数在6月13日以后通过了一项新的规章，决定国民议会议长有权谴责议员，处以罚款，剥夺他的薪金和暂时把他驱逐出会场，——这样一来，也就最后消灭了“言论自由”。1850年，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议员甚至在会议期间可以因债务诉讼而遭到逮捕和在一定期间内如不还清债务而被剥夺其人民代表的资格。

　　所以，无论议员的议论自由或议员的不受侵犯性在法国都是不存在的，而所存在的只有债权人的不受侵犯性。

　　第39—42条　议会会议必须公开。但是，议会可以根据一些议员的要求宣布为秘密委员会。议会的决议只要获得过半数议员的赞同，就具有法律效力。除紧急情况外，不经过每隔5日宣读一次的三读程序，不得通过法律。

　　这种从英国“宪法”抄袭来的程序，在法国没有在任何一个重要场合中遵守过，甚至在应当认为最为必要的情况下也未能这样做。例如，5月31日的选举法在一读之后就通过了。

　　“第111条　如果国民议会在闭会期间要全部或部分修改宪法，则应采取如下的方法：

　　议会所提出的要求只有经过每隔一月举行一次的三论会才能成为法律，同时通过决议时需要有3／4的票数，而投票人不得少于500名。为修改宪法而召开的国民议会只有3个月任期，并且除非有异常重要的理由，不得讨论其他任何问题。”

　　这就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这就是运用宪法的方法。读者马上就会看出，这个文件从头到尾是一大套掩饰极其奸诈的意图的漂亮话。宪法的措词本身使破坏宪法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例如：“投票是直接的和普遍的”——“除法律将来规定的情况外”。

　　因此，不能说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它剥夺了2／3的居民的选举权）完全违反宪法。

　　宪法一再重复着一个原则。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结社权、选举权、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等）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后的组织法加以规定，——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奥地利和普鲁土资产阶级从法国原版中抄袭来的这种花招就在于，赋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把有关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的问题即细节留待以后的法律来加以解决；在1830年的法兰西宪法和在它以前通过的一些宪法里就用过这种花招。

　　人民！你们不仅对原则，而且对细节可以抱有自己的主张，但是你们得首先取得政权。英国议会里的斗争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

　　在整个宪法里，唯一无保留条件的肯定的条款，是关于总统选举的条款（第45条）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条款（第111条）。这是唯一可能破坏的条款，因为只有这些条款不包含任何矛盾。

　　这两项条款是1848年的制宪议会用来直接对付波拿巴的，因为波拿巴用阴谋手段取得了总统的宝座，使议员们感到恐惧。

　　这个虚伪的宪法中常常出现的矛盾十分明显地证明，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的“宪法”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文件中寻找，而应当在根据这个文件通过的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组织法中寻找。这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

马克思：《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851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78—584页和第588—589页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本身的一大部分人也排出于政治权力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六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地方自治、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规定的某些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Ⅱ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这种不可侵犯性只有在遵守法定手续的条件下才能被破坏。”（同上，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要经常援引未来的构成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米，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这些自由，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已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5—616页

6.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来都是资本镇压劳动者的机器。每当被压迫人民敢于起来反对主子，捍卫自己的权利时，资产阶级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残酷地加以镇压

　　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暴力取得暂时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

　　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主义者（无论是《国民报》派的或《改革报》派的）站在人民方面！人民除了起义本身以外，没有别的领袖，别的手段，可是他们对资产阶级和军阀的联合力量的抵抗，比任何一个拥有一切军事机构的法兰西王朝对任何一部分同人民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抵抗都要持久。要使人民丢掉最后一些幻想，要使他们和过去决裂，就需要让法兰西历次起义的司空见惯的富有诗意的装饰——充满热情的资产阶级青年、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三角帽等都站到压迫者方面去。医学系的学生拒绝给负伤的平民以科学上的援助。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巳像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焰火变成了卡芬雅克的炮火。

　　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

马克思：《六月革命》（1848年6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9—300页

　　普鲁土资产阶级在其反对封建社会和王权的斗争中，被迫以人民的名义为自己要求了一种武器——结社权、出版自由等等，现在，当受骗的人民已不再利用这种武器去拥护资产阶级而流露出要利用它去反对资产阶级这种危险意图的时候，难道不应当把人民手中的这种武器摧毁吗？

　　资产阶级确信：在它同王权进行协商的道路上，在它同屈从自己命运的旧国家成立协定的道路上，显然只有一个障碍，一个唯一的障碍，这就是人民——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就像霍布斯所说的那样。人民和革命！

　　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人民根据革命提出自己的强烈要求。革命是人民转在资产阶级名下的一张期票。资产阶级由于革命而取得了政权。在它取得政权的那一天，这张期票的支付期限就满了。资产阶级必然要拒付这张期票。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1848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30页

　　我们记得，在普鲁士政府发生政变前不久，巴塞尔曼、西姆桑、当然也有“高贵的”加格恩先生以及其他人曾以帝国专员的身分到过柏林。

　　而现在我们又看见帝国专员到了奥地利，到了奥里缪茨，他们在来到这里时，像在柏林一样，帝国国会已被解散，而皇上靠克罗地亚人、奥地利边防军马队、古楚耳人等的帮助，给人民钦定了一部“天赋”宪法。

　　凡是在人民的自由即将遭到扼杀的地方，所谓中央政权的专员就像嗅得出猎获物的兀鹫一样马上就会出现。嗅觉从来没有欺骗过他们。

　　现在，这个法兰克福蛤蟆坑总该相信，厄运马上就要临到它的头上。它要自食其果了。在它进行卑鄙勾当的地方将树起一块墓碑，行人可以在上面读到：“由于胆怯畏缩、学究式的愚钝和懦弱成性，在人民的幸灾乐祸的嘲笑或完全冷漠轻视的氛围中，自己作孽而死。”

　　但是，在这些卑贱的小商贩中，有一部分人居然现在还敢以法兰克福出产的“基本权利”来自吹自擂，自以为他们完成了伟大的事业。他们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和饶舌的洗衣妇一样喋喋不休地侈谈“基本权利”，可是神圣同盟及其帮凶的“基本力量”却愈加团结起来，并愈来愈大声地嘲笑教授和庸人关于基本权利的空谈。一些人把自己的“基本权利”在一块纸片上确认下来，而另一些人，即反革命分子诸公，则用磨得锋利无比的马刀、大炮和斯拉夫的红斗篷把自己的“基本力量”巩固起来。

　　只要德国人民在德国国土上任何一个地方企图利用自己历来的基本权利——起义反对封建的或市侩立宪的暴政的权利，法兰克福就会急忙派出“帝国军队”，以便用驻扎军队、抢劫、屠杀和种种军事骚扰来惩治和镇压人民，以便使反革命的工具保持正常状态，即靠损害人民和践踏人民的“基本权利”来把它好好地养肥，使它更有力量，好继续建树英雄业绩。

　　在类似的情况下，法兰克福诸君总是有必要的力量，因为他们从我们的爱民如子的君主们的上述“基本力量”的武库中借用了这种力量。

　　因此，毫不奇怪，为什么法兰克福蛤蟆坑要熟视无睹地保持缄默和不声不响地看着受过涂圣油仪式的先生们宣布自己的。“基本权利”，即令这些先生们的“天赋的”基本权利是直接反对它的。

《维也纳和法兰克福》（1849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98—399页

　　自去年12月2日以来，大走红运的、肆无忌惮的赌徒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引起了只有外国政治。至少是欧洲政治所能激起的全部兴趣。“他在打什么主意？他准备打仗吗？和谁打？他打算侵入英国吗？”在所有议论欧洲事态的场合都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是的，的确发生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个意外地登上伟大共和国的执政首脑的宝座的名气不大的冒险家，一夜之间就占领了首都最重要的据点，像清除垃圾似的清除了议会，两天之内就把首都的起义镇压下去，两个星期就平息了地方上的骚乱，经过徒有其名的选举迫使全体人民接受他的统治，并立即制定了一个使他能够独揽国家大权的宪法。自从灭亡了的罗马帝国的御用军军团把帝国拿到市场上拍卖给出价最高者的那个时俟起，还没有一个民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蒙受过这样的耻辱。所以，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从“泰晤士报”到“每周快讯”，从12月份起就没有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来表露它们对这个军事独裁者、毁灭本国自由的叛徒、摧残出版事业的刽子手等等的义愤。

　　然而，在给路易-拿破仑以罪有应得的最大的鄙视的同时，我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机关报不应该加入这个骂街式的合唱。这个合唱队的参加者——交易商的报刊、棉纺大王的报刊、土地贵族的报刊——在进行不堪入耳的谩骂方面互不相让，力图超过对方。而对这些绅士们不妨提醒一下事情的真实情况。他们是有充分理由叫嚷的，因为路易-拿破仑所有从别人那里抢去的东西，都不是从工人阶级那里，而是从那些由上述报刊代表它们在英国的利益的阶级那里抢去的。这并不是说，路易-拿破仑甘心于不掠夺工人阶级。不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他所想要的一切。问题是，去年12月的时候，在法国工人阶级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抢的了，因为1848年6月的大失败之后，在资产阶级议会统治的三年半期间，凡是能够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的东西，他们都已经抢走了。的确，在12月2日前夕，工人阶级手里还留下什么可抢的东西呢！选举权吗？——1850年的五月选举法已经剥夺了工人阶级的这项权利。集会权吗？——这项权利很久之前就已经被社会上的“可靠的”和“善良的”阶级所垄断了。出版自由吗？——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报刊已经被淹没在起义者即伟大的六月战斗的参加者的血泊之中，此后这个报刊的影子虽然还残存过一个时期，但是在国民议会后来的每一次会议都重新加以修改和完善的禁口律的压迫下，它早已消失了。他们的武器吗？——已经利用一切借口把所有的工人从国民自卫军中清除出去，从而使武器只掌握在社会上的富裕阶级的手里。

　　可见，到不久前的［政变］时，工人阶级在政治权利方面可失去的东西已经极少，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了。

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1852年2月—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44—245页

　　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1825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行动面前取消了。虽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旧法令某些美丽的残片直到1859年才消失。最后，1871年6月29日的议会法令，在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议会法令，即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状态。这种议会把戏，使工人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时把工厂的关闭）时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来处理，而按特别刑法来处理，而这个刑法的解释权又操在担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本人手中。两年前，同一个下院和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直态度提出了一项取消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特别刑法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只二读了事，这样，问题就被搁置下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自由党”同托利党结成联盟，竟然坚决反对扶它上台的无产阶级。“伟大的自由党”并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还让一贯奴颜婢膝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英国法官把已经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动”法重新挖掘出来，用来对付工人的结社。我们看到，五百年来，英国议会一直卑鄙无耻地自私自利地保持旨在反对工人的永久的资本家“工联”的地位，后来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弃了反对罢工和工联的法律。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500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被从刑法典中取消。采取这一资产阶级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不过的了。报告人列沙白里哀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使领工资的人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这虽然是应当的”，但是工人不应当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自己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在的企业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因为进行结社来反对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国宪法所取消的公会！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9—810页

　　当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到达法兰克福的时候，盛气凌人的俾斯麦就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一：“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条件！”而他的条件就是缩短军事赔款偿付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各堡垒，直到将来俾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土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裁决者。为此，俾斯麦欣然应允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他不食言，他把第一批赔款的支付期延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5月10日，他们签订了和约；5月18日，这个条约就在他们的努力下经国民议会批准了。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被放回这一段斯间，梯也尔觉得比以往更需要把他的议和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党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做看不见对巴黎进行血腥屠杀的准备工作。一直到5月8日，他还对劝他议和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

　　“只要暴乱者同意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只有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后，当“地主议员们”坚决要求他解释这个诺言的时候，他避而不答，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没有耐心的人，未免太性急了，请他们再忍耐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以后就再不会有什么危险了，那时任务就会和他们的骁勇和能力相称了。”

　　一到麦克马洪能向梯也尔保证说他很快就会打进巴黎时，梯也尔就向国民议会声明，说他

　　“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全部抵偿自己的罪责。”

　　当决定的时刻已近的时候，他对国民议会声明说，我是不会留情的。他向巴黎声明说，对巴黎已经宣判了；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声明说，政府允许他们任意向巴黎报复。最后，当叛徒于5月21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时，梯也尔就于5月22日向“地主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硬不愿了解的他那出议和滑稽剧的“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了！”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财富占有者和财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空前未有的卑鄙行为比较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正像兵痞们的残暴兽行反映出雇佣他们作为保护者和报复者的文明所固有的精神一样。这种在战事结束以后还大肆杀戮，以致为如何处置成堆的尸首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太出色啦！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像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前后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1—392页

　　不论法国工人阶级进行它本身的斗争也罢，进行自由派的、激进派的或共和派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也罢，——在它每遭受一次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总是沉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既猖狂而又长久。譬如，在1848年6月和1851年12月的失败以后，接着就是波拿巴帝国的18年统治，在此期间，出版受到限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被剥夺，工人阶级从而失去了互相联系和组织起来的一切手段。必然的结果是：当1870年9月革命到来的时候，除了推举那些在帝国时期曾是议会中的正式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以外，工人推举不出任何别的人来，而这些人当然把工人和国家出卖了。在公社被镇压之后，许多年内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的工人阶级所直接关心的，仅仅是使这种长期的反动统治不再出现，而同时也就不必再去进行下面这种斗争：不是为了争取本身的直接解放，而仅仅是为了争取那种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去准备进行彻底解放斗争的制度。

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1878年2—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1页

　　只是在经过八天的斗争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伯利维尔和麦尼尔蒙坦的高地上阵亡，于是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的愈来愈残酷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还嫌不够快，于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贝尔-拉雪兹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进行的，这堵“公社社员墙”至今还直立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雄辩的证人，说明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批的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毙，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

恩格斯：《卡·马克思＜法兰面内战＞一书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4页

　　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还在战前就向我们表明，臭名昭著的“纯粹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事实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民主愈发达，愈“纯粹”，阶级斗争就愈公开，愈尖锐，愈残酷，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的专政就表现得愈“纯粹”。在共和制的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在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美国由资本家武装起来的雇佣军队对罢工者进行的血腥屠杀，这些事实和无数类似的事实都证明了资产阶级枉费心机地企图掩盖的一条真理：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每当剥剥者开始感到资本的权力发生动摇时，这种恐怖和专政就会公开表现出来。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1919年3月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89页

　　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处处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剥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像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考茨基无耻地粉饰资产阶级民主，闭口不谈美国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45—246页

　　因此，要来一个转变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不仅那些别有用心的伪君子、学者和神父支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谎言，说国家是自由的，说国家负有使命保护所有的人的利益，就是许多诚心诚意重复陈腐偏见而不能了解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也是如此。不仅直接依赖于资产阶级的人，不仅受资本压迫或被资本收买的人（替资本服务的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学者、艺术家和神父等等），就是那些只是受资产阶级自由这种偏见影响的人，也都在全世界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因为苏维埃共和国刚一成立就抛弃了这种资产阶级谎言，公开声明说：你们把你们的国家叫作自由国家，其实只要私有制存在，你们的国家即使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也无非是资本家镇压工人的机器，而且国家愈自由，这种情形就愈明显。欧洲的瑞士和美洲的北美合众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两个都是民主共和国，粉饰得很漂亮，侈谈劳动民主和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尽管如此，任何地方的资本统治都没有像这两个国家那样无耻，那样残酷，那样露骨。其实，瑞士和美国都是资本在实行统治，只要工人试图真的稍稍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就立刻会引起一场国内战争。在这两个国家内，士兵较少，即常备军较少（瑞士实行民兵制，每个瑞士人的家里都有枪；美国直到最近还没有常备军），因此，罢工发生时，资产阶级就武装起来，雇用士兵去镇压罢工，而且在任何地方，对工人运动的镇压，都不如瑞士和美国那样凶暴残忍；在任何一国的议会里，资本的势力都不如这两个国家那样强大。资本的势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选举则不过是傀儡、木偶……但是愈往后，工人的眼睛就愈亮，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就传布得愈广泛，尤其是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这场血腥的大厮杀以后。工人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同资本家作无情的斗争。

　　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换句话说，如果它不实现我们党纲和苏维埃宪法所宣布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因此要把这个机器夺过来，由必将推翻资本权力的那个阶级来掌握。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就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那是骗人的，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可能同工人平等，挨饿者也不可能同饱食者平等。人们崇拜国家达到了迷信的地步，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词滥调；无产阶级就是要扔掉这个叫作国家的机器，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74—75页

7.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压迫和掠夺赤裸裸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文明的伪善和野蛮本性。它们采取不同的“人道”标准，以“人道”为借口对别国进行干涉和仲裁，践踏人权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7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3页

　　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的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像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他们以保护“我们的神圣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基督教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札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面目！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7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4页

　　都柏林同伦敦的关系，就像杜塞尔多夫同柏林一样，它完全保持了过去小王都的性质，而且是完全按英国式样建筑的；但是除了都柏林，整个国家，特别是各个城市，看起来就像法国或意大利北部一样。宪兵、教士、律师、官吏和贵族地主。触目皆是，而工业却一无所有，所以，如果没有农民的贫困这一相应的对立面，就难以理解所有这些寄生虫是靠什么生活的。到处都可以看到“惩治措施”，政府对任何事情都要于涉，根本谈不上所谓自治。可以把爱尔兰看做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而且是这样一个殖民地，它由于靠近宗主国，仍然被直接用旧的方式统治着，在这里已可看出，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6年5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页

　　这个国家由于英国人从1100年到1850年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这种战争以及戒严状态的确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从大部分废墟可以看出，这是由于战争的破坏造成的。这样一来，人民身上获得了他们特殊的性格，尽管他们对爱尔兰充满民族的狂热，但再也感觉不到自已是自己国家的主人了。爱尔兰是为了萨克森人呵！这一点现在正在实现中。爱尔兰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同那些在各方面都拥有优越手段的英格兰人竞争；向外流亡将继续下去，直到居民身上占主要地位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克尔特人的性格最后完全消失为止。爱尔兰人曾多少次想尽力取得一些成就，但是每次都遭到了惨败，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他们由于老受压迫，已经被人为地变成了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大家知道，他们现在的专业就是：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输送妓女、短工、龟奴、小偷、骗子、乞丐以及其他游民。这种贫困也渗透到贵族中间。在其他任何地方，地主都已经资产阶级化，而在这里却完全贫困化了。他们的住宅的四周是非常漂亮的大花园，但附近却是一片荒地，看不出从哪里能弄到钱。这些家伙给人一种可笑的印象。他们都是混血种，多半是身材高大、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在他们的大鹰鼻下面都留着一丛大胡子，硬装出退伍上校的样子，周游全国各地，以追求一切可能的欢乐，但是，如果一打听，就会知道，他们腰无分文，债务满身，而且时刻提心吊胆，怕被送上债务法庭。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6年5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6—57页

　　人道在英国像自由在法国一样，现在已经成了政治商人的一种输出品了。我们回想起，有一年，沙皇尼古拉曾命令有己的兵士鞭打波兰妇女，而帕麦斯顿勋爵则认为某些议员对这件事情表示道义上的愤慨“与政治无关”。我们回想起，大约10年前，伊奥尼亚群岛发生叛乱，该地的英国总督利用这个机会下命令鞭打了不少的希腊妇女。那时，当政的帕麦斯顿和他的辉格党同僚们说；可以这样做。仅在几年以前，在议会里还根据官方的文件证明，印度的收税官对莱特①的妻室采取了难以细说的十分丑恶的强迫手段。不错，帕麦斯顿及其同僚没有敢为这些丑恶的事辩护，但是，如果有一个外国政府敢于公开对这些英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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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农民——原编者注

丑行表示愤慨，而且毫不含糊地暗示帕麦斯顿及其同僚如不立即否定印度的收税官的行为，它就要进行干涉，那他们该会发出怎样的一阵叫嚷。然而，英国贵族和他们的大臣们却非常热心地监督正在进行战争的美国北方人的“人道”，比监察官卡托监督罗马公民的德行更为热心！

　　新奥尔良的女士，黄皮美人，俗不可耐地用珠宝装饰着，除了不活生生吃掉自己的奴隶以外完全和古代墨西哥人的妻子一样——就是这些女士，这一次（上一次是查理斯顿的港口）成了英国贵族们炫示他们的人道的借口。郎卡郡正在挨饿的英国妇女（不过她们既不是女士，也没有占有奴隶）直到现在还没有在一次议会演说中被荣幸地提到过；爱尔兰的妇女由于绿色艾林①的小块租佃土地日益加剧的集中化而半裸着身体流落街头，走到哪里被哪里驱逐，就像鞑靼人洗劫了她们的家乡一样，她们的哭声直到现在只从上院、下院和女王陛下的政府那里唤起了唯一的一声回响——关于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的说教。但这里是新奥尔良的女士们！这，确实应当另作别论。这些女士们很有教养，所以不会像奥林帕斯山上的女神们那样参加扰攘的战事，也不会像萨贡的妇女们那样纵身跳入烈火堆中。她们发明了一种新颖而又完全的表现英雄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只能由女奴隶主发明，而且，还得在这样的地方来发明，在这地方的居民中，自由人这一部分由以开小店为职业的人以及贩买棉花、糖或烟草的商人们所组成，他们不像古代的公民一样自已拥有奴隶。当这些女士们的丈夫从新奥尔良逃走，或者爬进她们的马桶间躲藏起来的时候，她们就冲到街上来，向胜利的联邦军队的脸上吐唾沫，伸舌头，或者普普通通学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样子，一面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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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爱尔兰的古称。—— 原编者注

雅观的姿势”，一面破口辱骂。这些泼妇们以为她们可以撒野而“不受惩罚”。

　　这就是她们的英雄主义。巴特勒将军出了一个布告，警告她们说，如果她们仍然像荡妇那样不自检束，就要用对待荡妇的办法来对待她们。巴特勒虽然有法律家的才能，但是看来他并没有好好地研究过英国的 statute law①。否则，他一定会仿效在卡斯尔里时期强加于爱尔兰的法律，根本禁止她们在街上出现。巴特勒对新奥尔良“女士们”的警告，引起了卡纳尔文伯爵、约·华尔希爵士（此人在爱尔兰曾经扮演非常可笑可憎的角色）、以及一年以前就要求承认南部同盟的格雷哥里先生如此严重的不满，结果，这位伯爵在上院，这位骑士和这位“名上无衔”的人在下院，都质问政府，问它打算对被蹂躏的“人道”采取什么步骤。罗素和帕麦斯顿把巴特勒大骂一场，他们两人都表示相信，华盛顿政府会否定巴特勒的行为；而心肠软到十分的帕麦斯顿——他曾经背着女王，也不告诉他的同僚，完全出于“人道的”赞美之情而承认了1851年的十二月 coup d’état②，当时有一些“女士”被枪杀，另一些则被朱阿夫兵强奸——就是这位心肠软到十分的子爵，直截了当地把巴特勒的警告称为“可耻的事情”。可不是吗，这些女士，而且还是占有奴隶的女士，竟然不能不受惩罚地向普通联邦军士兵——农夫、手艺人等等下贱东西发泄一下她们的狂怒和愤恨！这真是“可耻的事情”！

　　这种人道滑稽剧在此间公众中欺骗不了任何人。它的目的一部分在于挑起，一部分在于支持主张干涉、首先是由法国进行干涉的情绪。果然，在最初的戏剧表情做过以后，上下两院的这些卫护人道的骑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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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成文法，以英国议会的立法法令为根据的法律规范。——全集卷末注

　　②波拿巴政变。—— 编者注

像听到口令一样一齐丢开了他们的动人的假面具。他们的慷慨陈词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质询的前奏：法国皇帝是否已向英国政府建议实行仲裁，这个建议是否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已为英国政府所同意和接受。这时，罗素和帕麦斯顿两人宣称，他们对这样的建议毫无所知。罗素宣称，他认为现在非常不宜于实行任何仲裁。帕麦斯顿更为谨慎与保留，仅仅说英国政府目前无意实行仲裁。

　　计划是这样的：在英国议会休会期间，法国将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到秋天，如果墨西哥的局面稳定了，它就开始干涉行动。美国战场上的沉寂又使圣詹姆斯宫和土伊勒里宫的做干涉买卖的人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这个沉寂本身，乃是北部军事指挥方面的战略错误所产生的结果。如果肯塔基的军团在田纳西奏捷之后不醉心于向南沿密西西比河直下，而是迅速向乔治亚的铁路中心挺进，那末，路透社之流现在是不能拿“干涉”和“仲裁”的传言做投机勾当的。不管怎样，欧洲希望得最热切的事情。莫过于让 coup d’état的法国作一番尝试，去“恢复美国的秩序”，同时也在这个国家里“拯救文明”了。

马克思：《英国的人道与美国》（186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38—541页

　　的确，我们都遇到同一个巨大的障碍。它阻碍一切民族的以及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而没有这种自由发展，我们既不能在各国开始社会革命，更不能在彼此合作下完成社会革命。这个障碍就是旧的神圣同盟，即三个扼杀波兰的刽子手的同盟，这个同盟从1815年以来一直受俄国沙皇政府的领导，尽管发生过种种暂时的内讧，但继续存在到现在。1815年，这个同盟的成立就是为了与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相对抗；1871年，这个同盟由于兼并了亚尔萨斯和洛林而得到巩固，这种兼并把德国变成了沙皇政府的奴录，而把沙皇变成了欧洲命运的主宰；1888年、这个同盟继续保存，是为了镇压三个帝国内部的革命精神和民族要求，同样也是为了镇压劳动者阶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由于俄国具有几乎攻不破的战略地位，俄国沙皇政府便成为这个同盟的核心，成为整个欧洲反动派的主要后备力量。推翻沙皇政府，消灭这个威胁着整个欧洲的祸害，——我认为，这就是解放中欧和东欧各民族的首要条件。一旦沙皇政府垮了台，那末，现在以俾斯麦为代表的那个倒霉的国家就丧失了它极其有力的支持，也就会跟着完蛋和崩溃。奥地利将要解体，因为它存在的唯一意义即将丧失：奥地利的存在是为了阻止穷兵黩武的沙皇政府吞并喀尔巴阡和巴尔干各分散的民族。波兰将要复兴。小俄罗斯将要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罗马尼亚人、马扎尔人、南方斯拉夫人将能自己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确定自己的新疆界。最后，高贵的大俄罗斯民族所竭力追求的，将不再是为沙皇政府的利益充当凶恶的征服者，而是对亚洲负起自己真正传播文明的使命，并且在同西方的合作中发挥出自己广博的才智，而不是用绞架和苦役去摧残自己的优秀人物。

恩格斯：《致若·纳杰日杰》（1888年1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5页

　　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同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从我国统治集团和右派十月党的粗暴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直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比较精致的和隐蔽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反动或黑帮民族主义力图保证一个民族的特权，而使其余一切民族处于从属、不平等甚至根本无权的地位。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对这种民族主义，都只能持完全敌对的态度。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口头上承认民族平等，行动上则维护（常常暗中，背着人民）一个民族的某些特权，并且总是力图为“自己的”民族（即为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获得更大的利益，力图把各民族分开，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力图发展民族的特殊性等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最喜欢谈“民族文化”，强调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的差异，从而把不同民族的工人分开，用“民族的口号”来愚弄他们。

　　觉悟的工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和一切民族特权，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限。他们反对一切民族主义，甚至最精致的民族主义，同时，在同反动派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中不仅坚持各民族工人团结一致，而且坚持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

列宁：《再论按民族分学校》（1913年12月17日［3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247页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的殖民地、资本、军队比“我们的”多，就会从“我们”这里夺去一定的特权、一定数量的利润即超额利润。在资本家中间，谁的机器优于中等水平或拥有一定的垄断权，谁就会得到超额利润；在国家中也是如此，哪一国的经济状况优于别的国家，哪一国就能得到超额利润。资产阶级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和优越地位而斗争，欺骗（在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的帮助下）人民即老百姓，把争夺抢掠别国的“权利”的帝国主义斗争说成是民族解放战争。

列宁：《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1915年8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1页

　　当今的帝国主义使大国压迫其他民族成为普遍现象。在大国民族为了巩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压迫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全球大多数居民的今天，唯有同大国民族的社会沙文主义进行斗争的观点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中决定性的、主要的、基本的观点。

列宁：《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1915年10月16日［29日］以后），《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82页

　　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应当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9页

　　俄国是第一个执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历史使命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承担了这样多的斗争和苦难。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知道，俄国已全副武装起来，在俄国不仅决定着俄国资本的命运，而且决定着国际资本的命运。这就是他们在所有的报刊上，在被亿万金钱收买的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上骇人听闻地大肆散布诽谤布尔什维克的谎言的原因。

　　他们也是为了“自由、平等和边沁”的原则而起来反对俄国的。我们这里有人认为，谈论自由平等，谈论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平等，就是在维护某种独立的东西，维护一般民主原则。你们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就请他们去看看欧洲资本主义的报刊吧。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在什么掩盖下行动的呢，欧洲的资本和资产阶级是在什么掩盖下来扼杀俄国的呢？他们口头上讲的都是自由和平等！当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侵占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时候，当他们把军队派往南俄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保卫自由和平等。这就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的口号，这就是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俄国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全世界资本的原因。这就是这些自由平等的口号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口号被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来欺骗人民，彻底粉碎这种口号乃是真正同工农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7月3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28—129页

　　什么是帝国主义呢？这就是，极少数最富有的强国压迫全世界，它们知道，它们控制着全世界的15亿人，并压迫着他们，这15亿人则体会到了什么是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和美国文明。这就是说，它们各显神通进行掠夺。现在四分之三的芬兰已为美国的亿万富翁买了下来。英、法两国的军官来到我们边境上的各国，给它们训练军队，像俄国的贵族无赖在战败国里那样胡作非为。他们大肆进行投机倒把活动。芬兰、波兰和拉脱维亚的工人愈是挨饿，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一小撮亿万富翁及其爪牙对这些工人的压榨就愈厉害。全世界的情况都是如此。

列宁：《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0年3月1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87页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兔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费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3页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5页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烟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O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地方，叨了第三个神圣原则的光，把“任何外国的控制”，连同美国的控制也在内，都给艾奇逊们“反对”掉了，因此还被中国人控制着。其余的国土，说来要掉眼泪，一概完了，都给外国人控制住了，中国人统统当了奴隶。至于是什么外国呢，艾奇逊老爷行文至此，还没有来得及点出，下文自明，无须多问。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毛泽东《‘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05—1507页。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观察家是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上海等处前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1页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毛泽东：《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人民日报》 1964年1月13日

　　在美帝国主义眼里，什么联合国，什么美洲国家组织，什么别的玩意儿，统统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对于这些工具，它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踢开了，还可以拣起来再用。用也好，踢开也好，都是以有利于它的侵略目的为转移。

毛泽东：《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人民日报》 1965年5月13日

（本网所发表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仅供参考）

文章来源: 四川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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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人权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