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

　　伏尔泰（Francois-Marie  Arouwet,dit  Voltaire,1694-1778）,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他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反对专制制度，反对专制制度和教会专横，曾经被捕入狱，出狱后流亡英国，成为英国先进资产阶级思想的信徒。从英国加国后，他发表了一系列反封建专制的著作，在《哲学通信》等书中宣扬他的自然神论和开明君主制度的思想，并曾应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之邀到柏林，劝说这位君王实行开明政治。他的启蒙思想为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为争取个人自由建立了理论根据。

　　他是一个著述等身的作家，主要著作有：《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顿哲学原理》、《路易十四朝纪事》、《议会史》、《老实人》等等。

　　1.[侵犯别人权利的是专制的暴君]

　　所谓暴君，是指除了自己的私意以外不知有法律、侵夺居民财产、然后把居民编为军队去侵夺邻国财产的君主。这样的暴君在欧洲根本没有。

　　我们把单独一个人的暴政与若干人的暴政区别开来。这种若干人的暴政，是指一个团体的暴政：这个团体侵犯其他团体的各项权利，利用经过自己窜改的法律实行专政。这一类的暴君在欧洲也是没有的。

　　你宁愿生活在哪种暴政之下呢？哪一种都不愿意。如果非选择一种的话，我是厌恶单独一人的暴政亚于若干人的暴政的。一个专制主总有某些好的时刻，一个专制主集体则从来没有好的时候。如果一个专制主对我做一件不公道的事，我可以通过他的情妇，通过他的领忏神父，或者通过他的侍从去笼络都不让步的。它在并非不公道的时候，至少也是残酷的，从来不施恩典。

　　如果我只有一个专制主，我看到他经过的时候可以闪到墙脚下，或者匍匐下来，或者向他叩头，一视当地的习惯而定；可是，如果我有一个由一百名专制主组成的团体，我就不免每天把这种礼节反复行上一百次了：这种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非常柔软膝盖的话，长久了是会觉得非常讨厌的，如果我租了一块地，邻近我的主子们中间的一位，那我就给压扁了；如果我与我的主子们中间的一位的亲戚们的一个亲戚发生争执，那我就毁了。怎么办？我恐怕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归结起来不是当铁砧，就是当铁锤；免于当这两样东西的人有福了！

　　（摘自《哲学辞典》“暴政”条，王太庆译）

　　2.[一个人宝贵的是他的独立不依]

　　一条狗欠一条狗什么？一匹马欠一匹马什么？不该什么。任何动物都不从属于它的同类。可是，人从神明获得了光芒，即所谓理性，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在几乎整个地球上当奴隶。如果这个地球是它似乎应当是的那样，也就是说，如果人在地面上到处都能很容易、很稳当地生存，都能遇到宜于人性的气候，那就很明显，人是不可能对别人屈服的。假若这个星球上布满有益于健康的水果，假若那位当有益于人生的空气不给我们带来疾病和死亡，假若人只需要黄羊、麋鹿所居留的洞穴和草坪，成吉思汗和塔麦楞们①就只有拿子女当仆从了，他们将是相当诚实可靠的助手，可以在大王垂老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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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塔麦楞（Tameylan,1336-1405）,蒙古人，第二莫卧耳帝国的建立者。--译者

　　在这个非常自然的状态中，生活着一切四足动物、鸟类和爬行类，人也会跟它们一样幸福，因此统治就是一种怪物，就是谁也不会想到的蠢话；因为你根本不需要伺候的时候干嘛要去找仆役呢？

　　要想一个头脑专横胳臂粗壮的人去伺候力量不如他的邻人，那是不可能的事。在这种事上，被压迫者要比压迫者高明百倍。

　　人如果没有需要就必然会彼此平等。我们人类所特有的那种苦难使一个人从属于另一个人。真正的不幸并不是不平等，而是从属。这样的人号称皇上，那样的人号称圣上，并没有什么关系；头疼的是伺候一个或者另一个人。

　　一个人口众多的家族耕种着一块好地，两个邻近的小家族拥有着一些不毛之地：应该由这两个穷家族伺候那个阔家族，或者把它杀死，这是不难的。两个穷家族中间的一个要向富家族伸出胳臂，好弄口饭吃；另一家族要打击它，自己捱了打。那捱打的家族则是奴隶的来源。

　　在我们这颗不幸的星球上，生活在社会上的人不可能不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是支配人的富有阶级，另一个是伺候人的贫穷阶级；这两个阶级再分化成千百个阶层，这千百个阶层还有一些不同的变种。

　　并不是所有的穷人都绝对不幸。在多数人是生在这种状态中，连续的劳动使他们不能很鲜明地感觉到自己的境况：可是他们一旦感觉到了，我们就看到战争，例如罗马的人民党与元老党的战争，德国、英国、法国的农民战争。这些战争或迟或早地以人民的屈服告终，因为那些强者是有钱的，钱在一个国家里主宰着一切：我说在一个国家里，因为情况因民族而异。那些最善于使用铁器的民族总是制服着那个比较有金钱而比较缺勇气的民族。

　　所有的人都是生来就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贪图支配、财富、逸乐，都是非常喜欢懒惰不干活的，因此所有的人都要求占有金钱和别人的妻女，做别人的主子，迫使他们服从自己的任性意图，自己什么事情都不做，或者只做那些非常惬意的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了这样一些美好的倾向，人就不可能是彼此平等的，正如两个传教士或神学传士不可能彼此妒忌一样。

　　这样的人类是活不下去的，除非有无数个有用的人一无所有；因为确确实实，一个舒舒服服的人类是不会放弃自己的地去耕种你的地的；如果你需要一双鞋子，一位审查官是不会给你去做的。因此，平等既是最自然的事，同时又是最离奇古怪的事。

　　人要是能做这样的事，就会走极端，所以人们夸大了这种不平等；在许多地方，人们认为，不能容许一个公民离开他出生的故土；这条法律的意义显然是：这个国度太坏，治理得太糟，所以我们不许任何人离开，这是怕所有的人都走光。说好点就是：让你的臣民们渴望跟你留在一起，让外乡人渴望到这样来。

　　每个人都在心灵深处有权以为自己跟别人完全平等，由此却推不出：一位红衣主教的厨子应该命令他的主人给他做饭；但是这位厨子可以说：“我跟我的主人同样是人；我生下来跟他一样呱呱哭喊，他将跟我一样在苦恼和仪式中死去。我们俩发挥着同样的动物机能。如果土耳其人占领罗马，如果那时我是红衣主教，我的主人是厨子，那我就伺候他。”这番话说得很合理、很公道；但是，在土耳其大帝占领罗马之前，那位厨子必须履行他的义务，否则整个人类社会就颠倒错乱了。

　　一个人如果既不是厨子，又不是红衣主教，也没有什么官衔，如果一无所求，却不愿接受人家带着保护者或轻蔑的神气给予的接待，如果明显地看到有许多monsignori(大老爷）在学问、才智、道德方面都不比自己高明，却不愿向这些人登门求告，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应该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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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人民出版社《西方人权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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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人权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