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

　　索列尔（Georges  Sorel,1847-1922）是法国记者和社会政治思想家。他出生于法国瑟堡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任土木工程师，1982年离开本行，用全部时间研究社会哲学。他是法国团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也是这方面最早的著作者之一。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暴力论》（1908年）和《进步的幻想》（1908年）一般被认为是最要的。他认为，对资产阶级应采取藐视的态度。他相信，无产阶级准备通过大规模的罢工而取得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或议会道路对无产阶级的成功无助于事，因为他认为所有这些与资产阶级的欺骗和堕落是一脉相承的。他承认，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不可能避免暴力。他鼓吹暴力而不是以渐进方式进行社会改革，他认为无产阶级胜利是和它的战斗伦理学分不开的。索列尔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他曾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崇拜列宁，但据说他的思想对墨索里尼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本文选自《暴力论》。在这本革命工团主义的福音书中，他试图把普鲁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结合起来。本文选取的段落集中体现了作者关于正义观念的哲学和宗教基础的论述。作者通过介绍帕斯卡、普鲁东等到哲学家对正义观念的阐述，比较了这一观念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理论基础；哲学基础和宗教基础。在这个比较过程中，作者阐述了自己对正义、暴力等观念的伦理基础的主要观点。

　　正义的哲学基础和宗教基础

　　天赋人权的理论无非包含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同语反复：正义就是善，非正义就是恶。似乎在阐明这样的学说过程中，我们不能默认正义本身必须符合事物的自然秩序。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们断言资本主义竞争制度所造成的条件绝对是正义的，因为这些条件源于事物的“自然过程”。与之相反，乌托邦的制造者总是总称，世界限实际状况并不是“充分自然的”。当然，他们希望能绘制一幅自然地调节更好因而更加正义的社会的图画。我承认我喜欢引用帕斯卡（pascal）的《思想录》中的一些思想。这些思想给他所处的时代造成许多困惑。实际上，它们只有在今天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帕斯卡发现许多哲学家都承认天赋正义（natural justice）的观念。他好不容易抛弃了这些观念，因为他认为这些观念没有充分吸取基督教的精神。”我一生中曾有很长时间是相信正义的，而在这一点我并没有错，因为按照上帝愿意向我们所作的启示来说，的确是有正义的。然而我却不是这样加以理解的，而是在这上面我犯了错误；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正义本质上是公正的，并且我有办法认识它的判断它。“（布伦士维格本的375段）”“毫无疑问自然法是有的；然而这种美好的理智一腐化，就腐化了一切；”①（294段）“真正的法律。我们不再有这种东西了。”（29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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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似乎对我来说，帕斯卡的编者被他的加尔文主义的思想吓了一跳。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圣·伯夫（Sainte Beuve）想必说过“在帕斯卡的基督教中，有一些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东西，帕斯卡比他们更需要基督教的信仰”。（福特·罗伊尔、第Ⅲ卷、第3836页）

　　而且，帕斯卡仅仅通过观察就发现了天赋人权理论的荒唐。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应找到普遍承认的法则，而我们现在认为犯罪的行为，在其它时代里却被看作是道德的。“纬度高三度就颠倒了一切法理，一条子午线就决定真理；根本大法用不到几年就改变；权利也有自己的年代，土星进入狮子座就为我们标志一种这样或那样罪行的开始。以一条河流划界是多么滑稽的正义！在比利牛斯山的这一切是真理的，到了那一边就是错误……据说，我们应该追朔到被不正义的习俗所消灭了的那种国家原始的根本大法。这准是一场会输光一切的赌博；在这个天平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是正义的。”（294段，参看379段）

　　我们不可能这样论证正义，所以我们应诉诸于习俗；帕斯卡经常求助于这一格言。（294、297、299、309、312段）他进一步表明正义如何在实践上依赖于暴力。'正义会有争论，强力却非常好识别而没有争论。这样，我们就不能赋予正义以强力，因为强力否定了正义并且说正义就是它自己。因而，我们既然不能使正义的成为强有力的，于是我们就使强力的成为正义了。”（298段、参见302、303、306、306、307、311段）

　　对于天赋人权的批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因为我们知道正是在经济学者中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绝对达到了不可控制的发展。当帕斯卡在一个标题下一并混淆了这种力量的所有表现形式时，它能很自然地与权利等同起来。①

　　随着时代的发展，正义这个概念经历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帕斯卡，而且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一场革命破坏了一个具有良好组织的社会系统，并用另外一个被认为是极其正义的系统来取代它。这样，以前的正义现在变成了非正义。同时出现了大量诡辩用以表明在革命期间暴力是为正义服务的，而这些说法已被多次证明是荒谬的。但公众已习惯于相信天赋权利的说法，他们不下了决心抛弃这些说法。

　　人们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努力拉进天赋权利的范围之内，甚至连战争也不例外。他们把战争比作一个国家要求恢复其某种权利的过程，而这种权利往往是其毒恶的邻居所拒绝承认的。我们的父辈愿意承认上帝乐于把战争的胜利判给那些正义之师：被征服的人则被看作是失败的诉讼人：他们必须承担战争折费用，而且要不得向胜利恢复的权利。现在有许多人建议国际冲突应服从于仲裁。这只不过是古代神话的翻版（ secularisation）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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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看我在第Ⅴ章谈论这种力量所讲到的。
　　②  在帕斯卡的著作的96段中，我没有像有这些人宣称的那样成功地找到关于国际仲裁的看法。在这段中，帕斯卡只是指出在他那个时代，每一个交战国所作声明中可笑的方面：以正义的名义谴责其对手的行为。

　　德雷佛斯问题材充分表明，相信天赋权利的人并不总是毫不留情地反对内部斗争，也不一定要毫不留情地反对骚乱。当国家的力量处于其敌人掌握之中时，他们自然会承认亵渎正义的事情正在发生。然后，他们会证明出于良知，一个人“为了实现正义可以超出法律的范围”（这里借用波拿巴主义的一个说法）。当他们还不能推翻这个政府时，他们起码努力要表明这一点。但当他们攻击那些当时还控制国家力量的人时，他们一点也不愿意取消这种力量。因为他们希望能在某些时候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使用这种力量。19世纪的所有革命性动乱都加强国家的权利而告终。

　　无产阶级的暴力完全改变他所介入的全部冲突的景况，因为它不承认中产阶级所组织起来的力量的权威性。它声称要取消作为其核心力量的国家。在这种的条件下，讨论人的基本权利就不再可能了。当我们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面对劳动阶级的暴力时，他们之所以感到手足无措，原因就在于此。他们来自中产阶级，但除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之外，他们一无所知。但他们谈论暴力时，并当他们以恐惧地心情看着那些导致他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崩溃的运动时，他们不能再把这个字眼用作他们经常使用的那些老生常谈了。如果革命的工团主义胜利了，将不会再有关于永恒正义的精彩言论了。那些知识分子感到非常亲切的议会统治，也将彻底完蛋一它是对独立个人怎样的憎恨啊！到那时，我们就不会对他们如此愤怒地谈论暴力而感到吃惊了。

　　我们刚才所做的研究没有使我们认为那些主张“社会和平”的理论家们正趋向一种伦理价值的承认。我们现在转向一个反证，探索无产阶级的暴力是否可能产生温和的策略所徒然期待产生的那种效果。

　　首先，需要提及的是，现代哲学家们似乎赞成从来世的伦理学中找到一种崇高，这种崇高将于别于渺小的和乏味的天主教道德。神学家们遭到漫骂的主要一点就在于他们感到过多使用了盖然说（指一种天主教教义，它认为在神学权威有分歧时，可遵从任何一位神学大师的阐释，-译者注）。为了发现我们是否应当用某种主义来规范我们的行为，而相信那些赞成和反对这一主义的意见，对于当代哲学家来说，似乎没有比这再荒谬不过了。

　　迪尔凯姆教授最近在《法国社会哲学》（1906年2月11日）中谈道，完全排除伦理学中的宗教是不可能的。他认识到他的社会学研究非常接近康德。他断言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误解了责任和义务问题。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些。我简单引证他们是为了说明崇高本身的特征给一些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作者的著作在本质上似乎表明，他们至少倾向于接受这一点。

　　普鲁东对现代人们所空然追求实现的道德原则下了最有说服力的定义。他说。“首先在与我自身相联系的每个事物中，然后在我们的邻居中去感受和维护人的尊严，不带任何个人主义的成分，不受任何学说或社会团体的影响权利就在于此。在每一个充满活力的环境中准备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准备反对自己，这就是正义。”①毫无疑问，克莱蒙梭也应该被认为是对这种道德做出个人解释的人。在下面一段话中他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没有个人的尊严、没有地位、自由和正义，生活只不过是一种不值得把烦恼放在心上的兽性状态。”（《曙光》190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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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普鲁东：《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第1卷，第216页。

　　有一种很有根据的驳斥是针对普鲁东以及那些伟大的道德主义者。据说普鲁东的许多主张是令人敬佩的，但它们注定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在事实上，经验不幸地证明了那些富于思想的历史学家们所称之为最高尚的道德箴言通常统统是没有的。在斯多噶学派中这一点就很明显，在康德主义那里它依然处于显著的地位，可是普鲁东的实践性影响似乎好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人为了压制道德与之斗争的趋势，他就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些令自己信服（convictiion）的根据，这种确信必须能占据他整个身心，而且要在他的心灵进行深思熟虑之前就发生作用。

　　可能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即思想家们希望劝导人们行为要道德化的全部漂亮的论证很可能把人们引向盖然论的思想。我们一想到一个有教养的行为，就马上要问自己是否没有一些摆脱严格的道德义务的办法，孔德设想，人的本质将来会发生变化，产生利它主义的（？）大脑器官并将推毁那些产生利已主义的器官。在表达这些看法时，他很可能注意到，道德命令像本能一样发生得非常迅速，它源于人的深层本质！

　　健康德一样，在解释道德律悖论问题上，普鲁东也常常被认为是某种经院哲学的翻版。在他人中感受自己，以至于为了这种感受而牺牲其它一切利益。要像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对那些忍受别人蔑视自己的确良文不值的家伙表示愤慨。好像对他的尊严的关心与他本人无关，乍看起来，这种的事情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每个人都有这一种趋势，即促成对他自己的本质，事实上也就是对他自身的尊严的承认。由此而产生的是人的存在的同一性和作为全人类的一员的本质，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他自身同时即是个人又是类。由此还产生第三者、被昌犯者自身以及受伤害的人所感到的侮辱以及因此而招致的普通的抗议。准确地说这就是正义的含义。①

　　宗教伦理学声称它拥有凡俗伦理学所缺少的地行为根据的认识。如果要避免许多学者所犯的一种错误，这里就有必要对两种伦理学加以区分。②{① 普鲁东：”论革命和教会中的正义}第1卷，216-217页。②普鲁东认为，在古代的异教那里也缺乏这一点。”在几个国家里，多神教的社会有风俗习惯，低没有伦理学。由于道德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风俗也逐渐消失了。”（同上，第173页）}大多数基督徒并不按真正的基督教伦理学去做，而哲学家把这种伦理学却看作是这种宗教真正独特的部分。信仰天主教的老百姓满脑子都有是盖然论，机械般的仪式，或多或少与巫术相关的程序以及那些他们所考虑到的不管他们的原罪有多功能么深重都足以保证他们的现在和将来都会幸福的事情。①

　　神学的基督教从来不是适合于老百姓的宗教。精神生活的工程师们总是论究那些能脱离现实生活条件的人。雷南说，“当公元325年冈古莱斯（Gangres）会议宣布福音书上关于贫穷，放弃家庭和童贞教导不适用于普通的基督教徒时，至善论者另避蹊经，以保证福音传道生活的全部严格性能得到实践，因为这种生活对于普通人来讲是过于高尚了。”他进一步公正地道， “修道院取代了殉道以便耶稣的教导可以在某些地方得到贯彻执行。” ②但他没有把这种比较推向深入。他认为，伟大的隐者的生活是一种反对卑微力量他们；③而且这种殉道者反对敌人的斗争一直持续进行着。

　　这些事实向我们表明对于高尚的道德确信的本质应如何正确理解。这些确信决不依赖于逻辑推理或对个人意志的教育，但依赖于人们自愿参与的斗争状态以及这种斗争状态在特定神话中的表现。在天主教国家中，僧侣们展开与邪恶的王侯们的斗争，这类国家中，一小撮狂热的教派取代了修道德院的作用。④这些使用基督教的道德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战场，具有庄严的特征。这种特征直到今天仍可以使许多心灵神魂颠倒，并且能给予社会中所产生的许多苍白的赝品以足够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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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海因里希·海涅主张，一个妻子的确良天主教信条对于丈夫来说是件大好事。因为她的原罪决不会成为压迫即的确良负担。在她忏悔之后，她可以“又说又笑”，而且不会有把她的原罪与她联系在一起的危险。《论德国》第二版，第二卷，第322页。
　　②④  雷南：“Marc-Aure  le ”，第558、627页。
　　③  天主教的圣教们并不展开反对抽象概念的斗争，而只是经常与那些以种种形式表现于现产的幻象进行斗争。路德也与魔鬼进行战斗，他向魔鬼投掷了墨水瓶。

　　当一个思考基督教伦理学不太受到期重视的地位时，他看到这在何种程度上需要努力斗争来争取。他被所了解的这一切震动了。勒·普雷作为一名出色的天主教徒，（出于对他同教派的人的极度反感）经常把他在混有各种宗教的国度里所遇到的宗教信念的牢固性与只受罗马天主教统治的国家中盛行的懒惰精神加以比较。在清教徒中，英国国教被攻击得越厉害，道德激情就越高涨。我们因此看到确信是建立在教派之间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每一个教派教认为自己是与邪恶力量作斗争的正义之师。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可能发现崇高。但当宗教斗争被大大削弱时，与巫术具有某种相似性的机械般的宗教仪式就处于首要地位了。在现代自由观念历史中，我们可以指出一些非常相似的现象。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父辈用一种近乎宗教的观点来看待《人权宣言》，而现在似乎对我们来说它没有任何实践意义，只是一个抽象形字和混乱的口号堆积。这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因为起草这份文件的机构的缘故，发生了可怕的斗争，教士党断言，它将证实自由主义的根本错误；在它组织战斗的每一个地方。社会都要把它的权威加到人民和政府的头上。它夸耀道，它不久就能摧毁大革命加到人民和政府的头上。它夸耀道，它不久就能摧毁大革命的捍卫者。在普鲁东写他关于正义的著作时，冲突远没有结束。因此今天的读者大概会对整个这本书都带有战争腔调而感到吃；作者讲起来好像他是一个自由战争中的老兵；他要对当代的征服者进行复仇，因此他们威胁革命成果的获得者；他宣告了伟大反叛的黎明。

　　普鲁东希望斗争很快就会来到，全部力量都将迸发出来，而且将会有一场最终摧毁其对手的拿破仑式的战斗。他经常用一种近乎史诗般的语言娓娓道来。他们没有觉察到后来他的好战观念消失时，他的抽象推论似乎变得软弱无力。他的灵魂中存有一种骚动。因为他的灵魂具有这种特征，而且在他无远离学术意义的思想中隐藏着这一点。

　　教会以狂怒的野蛮来控诉普鲁东的著作，这表明牧师的阵营与他在冲突的本质和结果这个问题上有着极其相同的看法。

　　（崔伟奇译自“Reflectlons on Vialence, ”collin  Books ,1950,第37-40，206-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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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人民出版社《西方人权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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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人权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