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

　　罗素(Bertrand Russel，1872-1970)，英国现代大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社会学家。出生在一个英国贵族家庭。1890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后在该院任教，1916年因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解职。1908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50年代获世界和平奖。1920年曾来中国讲学。他知识渊博，对多种学科均有建树。一生哲学思想不断变化，基本倾向是唯心主义。他注重分析方法，成为影响广泛的西方分析学派的奠基人。他一生著作甚多，《政治理想》(1916)一书阐明了他的政治思想，本文为其中第4章，阐述了他关于人的种种自由权利的观点。他认为个人自由是一切大文化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个人自由当然不允许损害他人自由和公共利益，但国家与社会对个人自由的不必要的干涉是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的。

　　个人自由与公共管理

　　第一节

　　社会无法律，无秩序，则不能存在。若不藉勇猛改革家之创造，则决不能有进步。然法律秩序之与改革，向为仇敌。且改革家几莫不带许无政府之色彩。有一种人，惧退化而成野蛮者，咸注重法律与秩序。有一种人，为趋向文明之希望心所鼓动者，多特别感觉个人创造之重要。实则两种性格，皆属必要，何时以何种为有益，即任其自由活动，斯为智矣。偏重法律秩序之人，得风俗及维持现状之本能相助，遂不需理性之辩护，至于改革家，欲在社会作事，则感受非常之困难，每一时代，皆以为此种困难，已成过去之事矣。但每时代之所容忍者，仅为过去之创造。至于当代之创造，则皆遇与前时代相同之摧残，似从不知何谓容忍者然.

　　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曰，在原始社会中，风俗不仅为其道德信条，且为其意想所能及之唯一道德信条也。黑格尔(He2e1)曰，个人决不许有私人之良知，野蛮人之所行，正与此语相合。兹有数语，述及丁黎维列·向拉斯(TineVellVShanars)人者，正为一适当之例。其言曰，彼中强健分子，采取新意见新程序者至寡，彼等从众以为要，从众以为善，彼等从群众之思想耳。

　　吾人中有思想行事从无丝毫异予他人者，此等人咸以为文明人与野蛮人不同，而自庆幸。但此等从无新建设之人，究不得不觉其所知之人，皆与丁黎维列，向拉斯人殆无甚区别。

　　在社会主义势力之下，纵属于进步之思想，近来亦与个人自由反对。改革家之心理，以为自由是与放任及盂东斯德学派(Manchestor Schoal)相连。尚有从彼等所称为自由竞争所产出之妇孺所受之痛苦，亦联为一气。凡此种种皆为罪恶，皆国家所应当干涉者。凡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者，无论其为分配，或为生产，皆须增加公共管理，而不能减少。至于增加至若何程度，吾不知，不欲伪为知也。

　　尚有须以法律秩序代替无政府之状况者，国际事务是也. 现时有主权之国家，除受战争限制外，皆有完全单独自由。对外方面，欲消除战争，此种单独自由，必略受束缚。

　　但若超出物质范围以外，则吾等赞成公共管理之论据，殆完全消失矣。

　　请自宗教言之。夫宗教者，公认为国家所不应干涉者也，凡人只须遵守法律，无论其所信仰者，为基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皆与公众无关。面国家所制定之法律，应为属任何宗教之人。皆能遵守者。但于此亦有限制。以人为牺牲之宗教，未有为文明国；家所容许者。英人在印度禁绝寡妇殉夫之事，是违反不应干涉本地宗教习惯之定律。此事或属英人之错误，不过使其他欧洲人当之，亦自采与英人同一之行动耳。吾人无论若何赞成宗教自由，对于此种仪节之应行禁止，亦无所用其怀疑也。

　　此等干涉自由之争，系由一文化较高之国家自外加上者，其更为普通而有趣者，即一独立国家为风俗起见，而对趋向更文明之信仰与制度者，亦干涉之。

　　韦斯特马克曰，新南威尔斯(New Soutk Wales)土人第一次新生子女，悉为部落中人所食，以为一种宗教仪节。在支那开谟(Khai-Muh)地方，依其地纪载所述，有活杀长子而食之之风俗。英属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有数种人皆杀其第一子以祭太阳。据说浮罗里大（Flofida）土人之长子皆为酋长而牺牲。

　　此类记载，实不胜枚举也。

　　吾英民族中，无类此之风俗。没有人语浮罗里大人之初生子，谓彼之君王与国家有需于于彼，则误矣。而在吾等则决无此种错误。然在蕞尔之地如开谟者，绝无外国来相干涉，此等迷信，何又能消灭耶。研究及此，亦至有趣味，吾等可以想知，必有为父母者，为自私之亲情所动，遂疑及果任长子生存者，岂真使太阳发怒耶?此种理性主义，大概为人所视为至危险，盖人人以为可妨害庄稼也。此种思想，只有少数坚强之人，暗中赞美，历数时代，不能付之实行。其后有私藏其子，或携其子以逃远方者，因此保全其子之生命。众人且谓此种人全无公德心，宁为自己快乐而使社会受害。但厥后渐觉国家无甚变动，庄稼亦不较往年为劣，于是依荒谬之论，以为出以恭谨之心遣其子作农业，或其他经酋长认为国家重要之事，遂以为等于牺牲矣。复经几时代，始许此等儿童，于长成自知其嗜好与能力后，自由选择职业。在彼时代，人咸告此等儿童，谓等之所以能生存者，实为一种恩惠。且当时彼等似生存于一种对于国家纯粹想象之义务影子之下。

　　最先不信牺牲儿童为有用之父母，其地位正可表明个人自由与公共管理相调和之一切困难。其有势力之人，信牺牲为全社会幸福所必要者，乃极力坚信彼尽力设法救儿童生命者，乃无用之父母也。然则此情形，两方面人应如何行动耶?

　　怀疑之父母，其义务至为明显。即必用种种方法救儿童之生命，极力鼓吹牺牲之无用，且无论若何法律处分，皆愿忍受。至于有权势者之责任，则不若是明了矣。盖彼既确信大众牺牲第一次所生之子，为不可少之事，于是对于破坏此种信仰者，必严加处罚。使彼等而有良心者，即应细察反对者所持之论据，且存以为此等论据容或真确之意思。彼等应详察自己心中。研究嫉恶儿童或欢喜残暴之心理，与此信仰有无关系。亦可思及开谟历史上，有昔日之信仰，今则公认为错误矣。实则当时因背此等信仰而受死刑者，则不可胜数。彼等或者想及古代所遗留之错误，虽传布易广，但新信仰若不比旧者为更近于真理，则不易见信。彼等或者有一种思想，以为新信仰或为一种进步，或者无害，且不至广布。若如此，则彼等于加罚于人之先，殊费踌躇矣。

　　第二节

　　读古代历史及研究未开化之人类，可决定民族或部落之习俗信仰，凡全虚伪，无可疑也。欲使吾等完全脱离吾等民族之习俗信仰，或时代之习俗信仰，实至困难。但对之抱怀疑之念，则不甚难。彼用火柱烙教徒之检察官(Inquisitor)如其信仰完全不错，则其行为皆含有真正人道主义。如其信仰稍有不当，则其行为乃一可以止而不止之残忍手段。于此类事情，作事至善之方，即凡一行为，如因其有关系之信仰非属完全真确必至发生纠纷者，即勿信习俗信仰。以普通英国人之眼光观之，如不能言"大英统辖海权"，则全球皆危。其在德国人，如不能言"德意志驾乎万国之上"，则亦以为必如此。彼等之愿破坏欧洲文明，为此种信仰故。使其信仰属于错误者，其行为岂不真可憾耶?

　　由上所讨论而发生一事焉，即思想与思想之表现皆不应阻滞，亦不应阻滞事实之陈说。此事为往昔自由思想家共同之点，然虽在文明国家中，亦尚不能实行。近来对于此种自由，又有一危险之邪说，传播欧洲，因此邪说而人民或受监禁焉，或为饿殍焉。职是之故，乃复有叙述及此之价值。其根据异常明白。使非普遍皆刁；注意者，吾亦不便赘述。然在事实上，诚有重述之必要。

　　欲得完全真理，非不能长生之人类所能，但若逐步前进，亦未尝不能。凡关于公共利益之事，任何社会，任何时际，皆有一种已经公认之意见。凡于此事不加特别思索者，莫不以为当然。如对于公认之意发生疑问，莫不引起反抗，此其原因亦甚多。

　　其最重要之原因，为习惯之本能。一切群居动物同有此本能。因有此本能之故，群中翘然特异之分子，恒被置之于死地。

　　其次对于吾等习惯上用以管理自己之信仰怀疑，所引起不安之感情。设有人将贝克莱(Berkeley)之哲学，为一种质朴人讲解之，可立见此种感情所引起之怒气之纯粹状况。当质朴之人，初听贝克莱之哲学时，遂得一种不安之猜疑。彼以为物无有坚硬者，故欲坐于椅上，或立于地板之上，皆以为轻率之举动也。此乃不安之猜疑，故易于劝怒。唯完全视此论据为无意识者，方不至是。凡对于未有证明而公认之信仰，有所怀疑，俱足破坏践踏实地之观念，因此发生一种仓皇恐怖之情况矣。

　　第三原因，人民所以不喜奇异之意见者，以法定之利益，皆与旧信仰相关连也。教会反对科学之长期战争，自布鲁诺(Bfuno)至达尔文，皆有此动机。以前社会主义之恐怖，完全可属诸此种原因。有一种人，凡事皆求经济原因之所在，以为法定利益，为反对奇异思想之主要原因，斯为误矣。真能如此，则知识之进化，当较现在为尤速。

　　习惯之本能，不定之恐怖，与法定之利益，三者为拒却新思想之武器。欲想出一新思想，较令人承认新思想为尤难。人多有终身反想，而仍无真正创见者。

　　有此种种困难，社会乃不致有异说纷腾之危险。在现在文明社会，尤不致有。今日社会，生活状况，日迁月异，欲求一有所成功之适应，非知识界有同等速度之变迁，不可也。此所以应图谋鼓励新思想发表之方，又须有传播新思潮之知识，不当稍加阻遏。岂知事实上乃适得其反，人自襁褓以至长成，一切事物，皆闭塞其心思，使合乎流俗，而不能发生新事业。使其存有一线想象力，即不幸而被视为不安分，为危险。承平之时，仅遭痛恨；战争之时，则下之监狱，或视为奸细而处之死。如此等人，实为过去时代中之最有益于人类者，此为人所共知。此等人如平安逝世，即时受极大之荣誉者矣。

　　属于思想与意思之范围者，完全不宜于公共管理。对于他人有若何之信仰，应有充量之自由。国家必使儿童受教育，此合于理也。然欲强使教育程序一致，且欲养成极滞之一致，则不合于理矣。教育及广义之心理生活，乃极需个人创造之事。国家之功用，只能强迫人民受数种教育，如其能行，更当使人民受一种增进心理之个人主义教育，断不可需要与政府中人成见相合之教育。

　　第三节

　　实际道德所发生之问题，比较纯粹理想所发生之问题，尤为困难。印度刺客，报信谋杀之为其义务，然不为政府所许。因信教条不愿充兵役之人，披诚表白其反对之意见时，'亦不为政府所许。杀者，国家之特权，使之杀而不杀，或不使之杀而杀，同为有罪。偷窃为有罪之行为，但窃重大之物者，或身已富而为此者，则又不然。刺客与贼皆以武力对待他人者。吾等敢谓无论宅心昔何良善之人，凡如一已而用武力者，除最少数之特别情形外，皆所应禁止也。有其人本身原不信武力为时势所应有，只因受国家命令，强以施用武力者，则不适用此原理矣。对于本良心之主张反对充兵役之人，乃加以处罚：是显然破坏个人范围内所应有而之个人自由矣。

　　国家有权处罚男女间之不规则行为，此为众所公认。彼毛孟人(Mormons)深信多妻制之可行，而美国人必欲使毛孟人抛弃其素自承认之信仰，其他基督教国亦必如此。此种禁令，吾仍不以为智也。世界有数处，其法律公然承认多妻制，然除少数酋长与有权势者外，实行者甚寡。若果如欧人大半意见以此事为不良，则毛孟人中除有特殊地位之数人外，或亦可抛弃此种习惯，果使实行此习惯，而证明有效，世界上或者可获得现在所不能有之知识。此种事情我以为只有不得受害人之许可，而加以侵害者，法律始能干涉。

　　由国家为人民择配偶，无论为改良人种学家所若何赞成，终非人民所愿，此理至明。此事恐仍以普通意见为是也。非谓人民自己选择，比国家选择为优，不过自己所选定者，终较强迫结婚为优。结婚如此，个人之选择职业，又何独不然，虽亦有人无甚特别嗜好者，但有一种人，实有特别倾向，如依其所好行之，必较为公共势力所阻滞者，为用多矣。

　　深信自应作一种事业者，奇特之人，亦罕有之人也。此等人至为重要，盖其中必有重要之个人在焉。贞达(Joan of Arc)与赖丁格尔(Nightingale)皆坚决服从此种感情。改革家及鼓吹非常之事业者，如玛志尼(Ma2zini)一类人，皆属此派。许多科学家，亦如此。如此种个人自信之决心，纵使无甚显然之证明，亦有得人尊崇之价值。顺从冲动，似不能为害。且可有甚大之利。实际上所困难者，为分别此种冲动，与发生相似表现之愿望。多数青年愿为著作家，而无著作特种书籍之冲动。愿为画家，而无绘画特种图画之冲动。欲区别真善与有害之冲动，仅需少许之经验已可。放纵催迫冲动虽一二次，其危害尚不及阻遇真善冲动之大。而普通一般人，几皆有阻遏真善冲动之趋势，盖以其似若混乱无序而不能预有良好之陈述也。

　　名人如此，即彼一般生平有毅力之人，几亦有此种深信为，仅程度少低耳。一种趋向活动之冲动，在少年时代，多不甚明了，必待凭藉教育之势力与机会，始渐明白确定。但仅为活动自身而趋向一种活动之直接冲动，与希望活动结果之愿望，必须分别明白。青年可以有希冀得大功之人，虽然或亦有得报酬之愿望，但彼性格中，尚有一种冲动，使彼选定一种工作；此工作者，为欲满足彼等奢望所必经之路。此种美术家之冲动，于个人有无上之价值，对于世界，亦往往如此。此种冲动之属于一己者与属于他人者，皆能与以尊重，则良将生活，其庶几矣。多数人此种冲动甚软弱，易为人所破坏扰乱，且常为父母师长所恨。其遗留在青年男女身上之一部分，亦为吾等之经济制度所扫除。其结果即为人类失去个性。人类天然骄傲性，本为其生活权，现已不克保存人类乃至成为机械，且温驯便于富人之驱遣，可一一列入表格，不致遗漏。此乃失去自由之最重要恶果也。人口日渐繁密，组织之机关效率日渐增加，此种罪恶，亦日渐加重。

　　人类此愿望之事，至繁多而至不一，如美誉、爱情，权力，安全，舒适，精力之发泄，此种种者，皆动机中之最普通者。唯此等空论，曾未论及人与人彼此间相异之点。余每涉足公园，咸觉其中所有众鹳之举动，皆有一种共同性质，与鹦鹉驼鸟之动作不同。其共向之点，不能以言语形容。但余颇觉每一动物之动作，正吾等料想中为其所欲动作者。此等不可确定之性质，即如此动物之个性，使吾等观其举动致生快乐之感者此性质也。人类若非受政治机关或经济机关之压迫，亦有相同之个性。此如特异之性质，无论男女，非此皆不能成若何之重要事业，亦无受人类原有尊重之价值。美术家，如画家或者作家，其所爱者，此种显明之之个性也。美术家以及任在何种事业上有创造力者，其个性皆饺普通人为强。社会而摧残个性，无论出于有意或出于无意，皆将成为无生气，无进步希望，袭常蹈故之社会。殆不知存在之目的者。一切政治制度之最大目的，应为保持造成个性之冲动而使之益臻于强固。

　　第  四  节

　　现在可进而述个人自由与公共管理之普遍数原则。

　　人类冲动之大部，可分为二类，一为属于占据者，一为属于建设创造者。社会制度，乃冲动之所表现，亦可略依其所表现之冲动分类。财产为占据冲动之直接表现。科学与美术为创造冲动直接表现之一部。占据有属于防卫者，有属于侵犯者，占据，可意想防御劫盗，亦可欲夺一物于其所有者之于。无论何种占据，其要义皆对于他人有仇视之态度。如谓防御占据为合理，侵犯占据为不合理，亦属非当。现代状况，不公之处甚多，或亦有与上述情形相反之处，然通常二种皆不合理。国家之干涉个人行动，乃因占据而成为必要。财亦有可以武力取得之或保存之者，亦有不能者。妻可以强夺而得之，如罗马人之于雪滨(Sabine)  妇人然，然不能以强力博得其爱情。未闻有谓罗马人思欲得雪滨人之爱情者，占据冲动强盛之人，其此注意者，皆武力所能得之货物也。所有实体货物，皆属此类。对于此种货物之自由权，若漫无限制，必致使强者富足，而弱者贫困。资本主义之社会中，因法律上有偏颇之限制，遂使狡黠之流致富，而诚实之人受厄。盖以人之使用国家权力，不必按照公平合理之原则。只须依若干因袭之成规，而其根据皆全恃历史为解释者。

　　凡在占据及使用武力处，有无限制之自由者，必致有不平等与无政府之现象发生，自由杀戮，自由劫夺，自由欺诈等事，现在已不属诸个人，然仍属诸强大之国家。且此等事至假爱国名义以行之。无论为国家，为个人，皆不得依一己之动意，而使用武力；唯在非常紧急之际，以后可由法律追认者，始可行之。其理由因个人使用武力，反对他人，双方皆有损害，唯因此发生之结果，非常良好者，方可稍减其罪戾。夫欲使世界上使用之武力减至极少量，必须有一公共势力，实际有不可抗之权力，其功用为阻止私用武力。凡武力之使用，不由中立无私之政府，按谋公共利益之规则行之，而由有关系之一方面或其同党行之者，皆谓之私自使用武力。

　　吾等现仍生存于财产私有制之制度下。此种制度，其于私用武力之限制，殊觉太少。譬人有地一方，有他人过其地者，可以强力干涉之，而他人不能以武力反而相抗。夫为耕稼计，过地之自由，不能无一种限制，固显而易明，然若将施行此种限制之权利，付诸个人时，国家当注意使个人所占之地，在公共利益中，不超过于其所应得者，使彼田地所产之收入，不超过于其劳力所应得之报酬。欲能达此目的，其方法殆唯有土地国有。今之拥有土地资本者，凭藉经济之压迫，可用强力反对无产之人，此乃为法律所许之强力。若贫穷者反对富人，便谓为不法。此种情形，甚不公平，并未将私有使用强力，减至其所应减之程度也。

　　占据冲动之全体，以及为其所引起使用之强力全体，为公道计，为自由计，皆有以公共势力管理之必要。在一民族中，此公共势力，自然即是国家。至于消除国际间现在之无政府状况，必须一种国际议会。

　　所以欲公共管理人类占据冲动之目的，为欲时时增加自由也。一方面阻遏个人专横，同时一方面即解放创造冲动。欲使公共管理害少而利多，必于不须私自使用武力之事，使个人创造有完全之自由。现在所有各政府对于此事，皆异常失败，且亦无改良之表示。

　　创造冲动迥异于占据冲动，其所趋向之目的，乃非以他人之失败造就自己之成功者。人之有科学上之发明，或吟成佳什者，同时使自己生活优美，并使他人生活优美。知识或善意有增长之时，凡与有关系者，皆沾利益，不独其实际上之所有者为然也。人之感觉生活愉快者，自己欢乐，同时并使他人欢乐。此类物产，虽能以强力毁坏之，然不能以强力创造之也。一人得之，则众人同得之，故分配公平之原理，亦不能适用。有此种种原因，所以个人活动之属于创造部分者，应极为自由，不受公共管理，始可保其天然，始可生气充畅。对于个人生活上，国家唯一职务，为尽力与以用途与机会而已。

　　凡生活皆一部分受社会之节制，一部分受自己之创造性支配。最重要之人物，如有天才，或有创造思想者，为自己创造所支配之部分最大。此部分唯变为劫夺性质时，乃能加以限制。否则应以种种方法，使之尽量光大活泼。教育之目的，非使一切人皆有相同之思想也；欲各人思想，皆为其人最完全之表现也。

　　至选择生计之方，一切青年男女，皆应择其自己所爱者，使就得资多之职业，而不合其所好，宁当就小职，得资少，而不失其自由，再以余暇随其志愿作事。凡检查思想自由或禁止学术传播者，当然皆应完全科罪。

　　政治上经济上之宏大组织，为近世之特征，皆具有大权利，且往往运用其权利以防害思想自由与行为自由。彼本应与个人以范围极广之自由，且亦不致因而发生混乱猛烈之冲突。如占据及使用强力之类，法律上应由公共管理，除此以外，其余人生各部分，上述之组织皆不应与闻。尤应用责任之方法，使个人与小团体，皆能充分保持管理权。非然者，彼为机关大领袖者，因惯于行使大权之故，遂至成为专横，有时仍欲干涉个人摧残个人创造能力。

　　近代之问题，即个人创造能力与组织范围增大之连合问题也。此问题若不解决，个人将渐失其生活与活动力，渐被屈服于强加其身之条件之下。若此种个人所组成之社会，决不能有进步，亦不能增益世界上之精神物产。欲得此两种结果，唯个人自由与鼓励创造耳。个人应有之范围为权势所侵犯时，反对此权势者，其人无论为社会所若何轻视，实皆可谓有功于社会。对于往事，此说已为众所公认，即对于现在，对于将来，亦无不合之处。

　　(摘自《政治理想》，程振基译，1921年，商务印书馆，第60-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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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四川人民出版社《西方人权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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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人权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