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

　　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和记者。1905年11月22日生于芝加哥；1927--193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文学硕士；1929-1953年，在纽约大学任哲学系教授；1955-1986年，任美国《国际周报》编委会成员；1986年荣誉退休。其社会哲学方面的著作很多。《管理革命》一书最为著名。从该书摘录的如下几段文章集中地反映了其管理革命思想和有关人权、民主、自由等思想。在伯恩哈姆看来，个人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典型思想。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学说都是以个人、个人的积极性以及个人的权利为基点的。目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管理社会转变的新时期。在管理社会中，管理者们将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个人的权利也将发生变化。民主是一个政治范畴，是指社会的多数和少数派都可以进行政治表达的权利。但在历史上，民主总是统治阶级的民主，没有百分之百的民主。在未来社会中，民主也将有自己特殊的内容。

　　1．资本主义的典型思想：个人主义

　　要概括资产阶级社会的信念模式比概括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困难。不过，鉴于我们的目的没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信念模式作十分完整的论述，我们只要有选择地讨论少数几种显著的资本主义信念也就够了。这些信念的显著性可以通过它们在大量的公共文件(如宪法、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中的表现情况来验证；这些信念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典型的资本主义信念，既不同于典型的封建主义信念，也不同于目前(还未定论)的社会转型阶段的信念。

　　我们所论及的信念通常被称作意识形态，因而首先应当弄清楚我们这里所讲的意识形态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领域中所讲的意识形态与在个体心理学中有时所称谓的辩解相似。一种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科学理论，而是非科学的并且常常是反科学的。它是某些希望、愿望、畏惧、理想的表达，而非关于某些事件的设定--尽管这些意识形态常常被那些坚持认为它们是科学理论的人所思考。如此说来，进化论、相对论、或物质的电子构成论都是科学理论；而关于《独立宣言》或《美国宪法》之序言的学说。纳粹的种族理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圣·安瑟伦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学说，都是意识形态。

　　各种意识形态能够影响大多数人并赢得他们的认同，就在于它们都是某种必不可少的语词结合剂，它们能够把任何一种既有的社会组织牢不可破地结合在一起。从实际效果看，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析向我们表明，它们通常都是用来服务并且推进某些特殊的社会集团或阶级的利益的。因而我们可以说，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作为一定的集团或阶级的思想存在的。然而，考察以下情况更为重要，即没有任何一种思想甘愿公开承认它是专为某个集团的利益说话的，尽管事实上它表达了该集团的利益。每一个集团都认为他们的思想具有普遍有效性且表达了全人类的利益；每个集团都试图赢得人们对某意识形态的普遍接受。这一点对于前面几段文章所涉及到的各种意识形态都是适用的。

　　各种意识形态的意义将在有关管理革命问题中得到进一步阐明。

　　(1)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典型的意识形态要素中，个人主义显然是被包含在其中的，尽管给它下定义很不容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论是反映在神学中还是反映在艺术、法律、经济、政治理论、哲学以及伦理学当中--集中而稳定地表现了“个人”的理想。回顾历史，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发现“个入”：在路德的“私译” 《圣经》(作为宗教的真理标准)的呼吁中；在清教主义夸大了的“良心”的地方；在经济观念当中(这种观念存在于由成千上万的个人组成的经济过程中，即每个个人都要使自己取得最高的利润)，抑或在与此相关的道德观念当中（这种观念也存在于众多个人组成的伦理关系中，即每个个人都要使自己获得最大的人的快乐）；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现代艺术的个人主义天才人物当中，抑或在现代文学的个人主义英雄当中(哈姆雷特所具有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迷恋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民主的核心观念中即在以个人投票为标志的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个人来表达自己愿望的观念中。

　　不过，这里所谈的关于个体的个人主义思想与其他任何思想相比都并非最终的思想。它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因而不同于在其他社会形态中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思想。依照最流行的资本主义思想看来，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神学、经济学的基本单元都是单个的人类的个体。这些个人被理解为只是他自身，只是他自己的属性，只跟其他人和事发生着外在的关系。尽管黑格尔和他的追随者们臭名昭著地拒绝使用这种概念，但毫无疑问这种概念具有典型性，并且隐含在以上所述的大多数很有影响的学说和公共文件的观点中。教会、国家、理想的乌托邦，挠它们自己来说都不是实际存在物，而只有可以用数字表示的个人所组成的总和（即只有由许多个人所构成的他们）才是实际的存在物。

　　(2)资本主义社会强调与个人主义的一般思想相一致，并且将这一观点置于“个人的积极性”这一概念基础上。个人的积极性是经济活动过程的主要动力，这是很明显的事实；研究还发现，它也是心理动机和道德活动的根源。

　　(3)资本主义的个人的地位因得力于“自然权利”学说(“自由约定”，一般公民权，“生活、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等)而被进一步确定下来，这些权利被看作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必需的和永恒的意义。尽管在这些权利究竟有哪些问题上述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这些权利的许多条款在如下这样一些文件中已被给出：如《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的权利议案》及其序言、《法国人权宣言》等。

　　4、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世界历史之意义的神学解释和超自然解释已被这种进步思想所取代。这种思想首先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家们那里，在十八世纪便被赋予了确定的形式。在这些进步思想中有两种因素：第一，人类总是要稳定而必然地向着越来越好的状态前进的；第二，人类前进目标的确定正在以自然主义的形式，以我们所说的地上的而非天国的形式发生着。

　　不应当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完成了的很有体系的、确定的意识形态。它还可能有多种。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识形态都已被哲学家们、政治理论家们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所阐明。他们的概念、口号和警句逐渐得到传播并成了群众的日常语言。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说，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以及群众的意识形态在有关问题上都是变化着的。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热点问题，并且坚持着一套共同的语言、概念、和设定，但在他们当中，我们所列举的上述情况总可以发现。

　　2．管理革命的理论；管理社会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现在能够以初步的方式来阐述管理革命的理论了，这一理论可以为我们的中心问题提供答案。

　　首先，该理论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即社会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都在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变化着。这种转型是从我们一直称谓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中产阶级社会形态向一种我们将称谓的管理社会形态的转变。

　　这一转型阶段也许可以预料要比封建社会转变更短。武断一点说，这一转变也许是可以从时间上确定的，即它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的不断巩固，用五十年左右或更短一些时间即可结束。

　　现在，我打算用“为权力而斗争”的语言来大概地讲一下管理革命理论的其余一些关键性主张：

　　在这一转变时期，社会统治由管理者们所构成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来承担，并且新统治阶级的社会统治的动力。取得权力和特权以及地位的动力将会出现。这种动力将是成功的。在这一转变过程之后，管理者们将在事实上取得对社会的统治，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进而，这种动力在范围上将是世界性的，在所有国家中将是很先进的，尽管不同的国家中其发展水平不同。

　　然而，人们立即会问，这一时期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这是全部问题的所在)如果这是某种经济框架，那么某一统治阶级的存在将是可能的吗?我们已经看到，统治阶级是指这样一个集团的人，他们凭着特殊的经济关系网，行使着对生产资料的特殊的控制权，并且在产品的分配方面可以得到优惠待遇。资本家们很明显就是这样一个集团，因为他们都作为个人掌握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管理社会中，若没有任何人掌握类似的财产所有权，那么由若干个人构成的集团怎样才能组成一个统治阶级呢?

　　答案很简单，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不是没有历史上的类似情况的。管理者们将行使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并且在产品分配中获得优惠。不过，这并非直接地通过对归属于他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的控制来实现，而是间接地通过对国家的控制(国家反过来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来实现的。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国家--即构成国家的那些公共机构--将成为管理者们的“财产”。因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他们当作统治阶级来看待。

　　管理者们对国家的控制将得到适当的政治制度的保证，这类似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的统治要得到中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保证。

　　表达管理者们的社会作用、社会利益和社会抱负的意识形态(正如过去那些作为权力斗争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许多伟大意识形态一样)还很不完善，这比起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并不完善多少。然而，这些意识形态正在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接近着，例如，通过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在更原始的水平上的新政策主义和影响最小的美国人的“专家政治”思想。

　　不过，这只是用“为权力而斗争”的语言所表述的管理革命理论的基本构架。同时也可以看到，这里所引入的许多不相干的主张掩盖了包含在社会“转型”理论和“社会形态”之特征的理论(这些理论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已经讨论过)里的主要方面。

　　但是，我们必需记住为权力而斗争的语言只是一种隐喻，事实上，这些“管理者们”或他们的代表人物与资本家相比不会有更多的东西，他们不会聚在一起审慎而明确地作出一种图谋世界权力的决定。这些管理者们的大多数，不管他们已经做了什么或将要做些什么，还是正在这种斗争中战斗着，都将不再只是从管理者们自己的行列中吸收进来的；这些战士的大多数将是工人和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将相信他们只为自己的目标而战。这些管理者们并不建立和传播自己的思想；这些工作的绝大部分都是由知识分子、作家和哲学家们做的，有些已经做过，有些正在进行这些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阐述的这些思想的最终结果将有利于管理者们的权力和特权，有利于社会的新的阶级结构的建立。和过去一样，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正在为真理说话，正在为全人类的利益说话。

　　3．自由与民主

　　上述最后几个值到考虑的问题决非与第二个问题没有关系，集权专制是管理社会的永恒特征呢，还是有可能被某些其他政治形式，尤其是被某种民主形式所取代?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弄清我们所讲的“民主”的含义是有用的。

　　“民主”有时被认为是与“自由”或“解放”这样一些模糊的抽象概念相等价的。然而，“解放”这个词不能有助于阐明问题。“自由”就它自身来说也是一个不完善的术语，不存在任何纯粹的、简单的自由。肯定了一定界限内的自由就意味着限制了其他界限内的自由。假如我要获得戒除酗酒陋习的自由，我就必须限制大量饮酒的自由。假如某一工人要摆脱他不喜欢的工作，他就不得不限制自己的食物摄入量，因为失去工作就将失去食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摆脱了封建生活的束缚，但又受到了资本主义税收制的束缚。当南方的奴隶们摆脱了奴隶地位时，那里的种植主们就再也没有拥有奴隶的自由了。任何人或任何集团要摆脱一切东西的约束，不论从事实上还是从逻辑上说都是不能的；要摆脱一切东西就意味着不存在任何东西。在所有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集团都有去做自己特定事情的自由，正是这些特定的自由显示了社会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变化；在任何既定的社会中，不同集团的特定自由不同。很难使人明白这个道理，即没有确定的数量可以表明一种社会比另一种社会更“自由”，因此很多人难以从这种说法中得到情感上的满足。不过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只能适当地说一个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在某些方面自由较多，而在其他方面自由较少。无论如何，“自由”这个概念都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民主”是什么。

　　有时我们也讲“社会民主”和“经济民主”。可是，我们混难使自己明白也很难使他人明白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从历史上看，“民主”一直代表着一定形态的社会政治制度或结构。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民主这个术语限制在其政治意义上来讨论。

　　有许多人认为，政治民主理所当然地就是“多数人的统治”。然而，如果我们考察我们事实上运用“民主”这个术语来指谓的那些政治制度的话，就会认定多数人的统治并不是民主的恰当定义。没有任何可能的方式能够证明我们所称谓的专制制度包括当今几个专制制度不是被大多数人接受的；也许接受这种制度的人数常常比接受流行的民主政治秩序的人数更多。人们可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怀疑这一点，但没有人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否定这一点。

　　我们常用的“民主”这个词(不管它在古希腊人创立时是什么意思)的关键特征在于，少数人有进行政治表达的权利。更完满地说，民主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多数派直接或间接地决定政策，同时，与多数派观点不同的少数派也有政治表达的权利和机会，因而也有变成多数派的权利和机会。还有一点需补充说明--尽管这不太明显--即在民主的条件下，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只能依照简单的算术总和来决定，只能由每一个个人的意见的总和来决定(正象可以通过人们的举手数和投票数来决定一样)。

　　这里立即可以看出，从来就没有--实践上也永远不会有--百分之百的民主。民主或多或少总有程度的差别；并且在许多领域中又是变化的。民主可能因多种原因而使之实现的程度不同，例如，可能因总人口的百分比不同而不同，因为在人口多的地区人们会受到表达民主权利的限定，而在人口少的地区人们的政治表达权利会得到扩大；也可能因这些权利行使的是否充分和他们提审的问题是否有差别而使民主的程度不同；很可能因少数人的公共表达权利相对于多数人表达权利的程度的不同而使民主的程度不同。

　　没有任何社会在确定政治生活中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时考虑子全部人口。儿童几乎总是因人为决定的年龄限制而被排除在外。事实上(尽管没有法律规定)，通常还有这样一些附加的限制，性别、财产、阶级和出生条件。在人们谈论最多的雅典民主当中，投票权也只是雅典人部族成员的权利。奴隶们尽管占了人口的半数，却被排除在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居住在雅典已有许多世代的“外国人”也遭此运。在后来中世纪的佛罗伦萨的民主当中，有一个时期只有大行会的成员有投票权；最奇怪的是，有一个时期就连贵族都被排除在外。那些被认为是神经错乱者和一定的罪犯阶层几乎总是被排除在外。

　　没有任何民主能够给任何的和全部的少数派以充分的公共政治表达的权利。作为一种规则，某一少数派必须有一定的足够的规模：一个人构成的少数派通常只能被置于收容所中而不被给予政治权利。进一步讲，少数派被给予的公共表达权利的范围也是可变的。在“完全”民主论中，少数派无疑应当得到与当时多数派相同的公共表达权利--否则，作为整体的人口就失去了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作出抉择的充分根据。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这将意味着少数派在出版、电台、学校、教会、电影和其他所有传播媒介方面，与多数派有着同样的机会(同样可以得到物质工具)。更进一步讲，对那些合乎民主原则的可接受的反对派来说，总存在某些事实上的限制。当他们超出这些限制去传播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就不再被给予这些权利，而被看作“颠覆分子”或“罪犯”或“邪恶势力”而受到压制。

　　回顾民主的这些特征对于强调这一点即存在着许多种和许多不同程度的民主是很必要的。象目前所知道的英国、法国以及美国的民主仅只是这些民主当中的一种。此外，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不能与社会的阶级统治相关的。历史上所有的民主制度的运动都与这一种或另一种阶级统治相联系。自然地，民主的一般社会特征也因为它所建立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不同而不同。从一般社会特征上看，雅典奴隶社会的民主不同于资本主义英国的民主。从我们的定义看，现代集权主义因它否定所有少数派进行公共政治表达的权利，因而肯定是不民主的。但是我们可以问在将来管理社会的发展中，集权主义是否会给民主发展开辟道路，而不能问象我们美国已有的这种民主制度是否将被复兴。如果管理社会成为民主的社会的话，那么它将有自己特有的民主，而不是某种伴随着先前社会结构的民主。

　　4．民主具有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民主是如此受到限制以致于跟许多基本的社会关系不相干，因而统治阶级才能够维持其权力和特权地位。在某些民主当中，民主程序是由集政治权力于自身的可被社会接受的结构来完成的，或者说这些民主程序的最大部分只对统治阶级自身有利(例如，衣奴隶社会中对奴隶占有者有利，在农业社会中对土地持有者有别)。当选举权扩大到人口的广大部分，从而多数派不再是统治阶级的时候，问题就更加困难。然而，不管民主有多么广泛，当支撑统治阶级地位的主要社会制度得到稳定地巩固时，当对这些制度的维持起重大作用的意识形态被普遍接受时，当教育和传播工具对统治阶级来说基本有用时，当出现类似诸多情况时，民主被统治阶级控制这一点就可以肯定(正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民主程序所造成的政府机构的变化也许是千真万确的，但这种变化并不会威胁该社会的基本结构：它们都只能在这种既定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思想的框架内运转。

　　资本家们，包括作为资本家整体的各种政府通过他们(以自己的名誉)对主要的生产资料的事实上的控制(这种控制是被社会认同和接受了的，而社会对这种控制'的认同和接受又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主要制度和思想的认同和接受来实现的)保持着对社会的控制。但在管理社会中管理者们处在完成不同的关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形式上是归国家所有的。管理者们只有能够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然后才能保证自己对国家的控制，这样才能间接地保证自己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然而，要保证对这种没有专制，而只有民主--即少数人也有进行公共政治表达的自由--的国家控制并非如此简单。迄今为止，朝向管理社会的发展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伴随着在政治领域中的朝向一党垄断发展的趋势，也伴随着在大多数国家中出现的那种多党竞争的倾向。一党专制看来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因为少数派的公共政治表达就意味着反对党的存在，不管他们是不是称作党。然而，在新的社会中要维持各种关系，采取其他方式是否比通过一党专制更好?这一点尚不清楚。

　　(杨金海译自“Tke Managerial Revolution”，the John Day Company，1941，小标题均为译者所加)

　　5，民主的实际内容是自由和反对派的存在

　　到此为止，以上分析采纳的民主定义是以“自我管理”或“人民管理”为基础的。这个分析仅坚持以这种方式说明的民主。然而，事实是，民主通常还有其它含义，这些含义又是与“自我管理”无关的。①

　　假如我们考察“民主”不是从大多数人、其中包括词典编撰者所给出的字面上的定义出发，而是从以这种方式即在实践中人们：降其应用到现时代的各种事务中去的方式出发的话，我们就会发观，它与自我管理无关。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在现实世界而不是在虚构的意识世界，“民主”意味着一个政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存在着的是“自由”，即莫斯卡称之为“法律保障”的东西是保障个人免受专断和不负责任的人为权力之害的安全措施。自由或法律保障被归结并聚焦于对立的权力，即当前政治精英反对者公开表达他们的对立观点并组织实施其观点的权力。

　　以自由和对立的权力如此定义的民主丝毫不是公式或神话。我们永不能决定是英、美政府还是日本、德国、俄国和意大利政府更能代表它们各自人民的民主意志。我们之所以不能决定是因为整个问题都是虚构的且与此有关的争论纯粹是语词上的。②然而，这却是事实，是一个客观的和可观察到的事实，即自由存在于一些社会中而不存在于另一些社会中。更确切地说，在一些社会中自由更多些，而在男一些社会中则更少些。这是事实，即在今天，自由在英、美比在德国、苏联、意大利和日本多得多。这仍然是事实，即在美国，今天的自由比15年前甚至2或3年前更少了。
____________
　　①  我们看到，诸如此类的观点与社会结构有关。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存在着的相当迅速的阶级循环，使非精英大众及其子女升入精英阶层相对要容易一些。在这里，我们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它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讨论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们一致地相信迅速的阶级循环有助于社会的实力和幸福。
　　②  顺便说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的政治家们在承诺所有的人都将有他们自己选择的政府，仿佛这是民主公式的应有之义时，总是使自己陷入窘境的原因。有人可能总是提出这个尴尬的观点，即德国人民似乎宁愿选择希特勒、或日本人宁愿选择天皇。

　　现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们象马基雅维利本人一样，不把时间耗费在争论定义为自我管理的民主神话的功过上。但是，他们参与了定义为自由的民主的现实。他们知道，一个社会的自由的程度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生活于这种结构中的个人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实。

　　自由、法律保障、对立的权力对一个社会意味着什么?让我们考察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关于自由的存在与否对个人自我发展的影响我将不予关注(这在我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将导致我所希望避免的主观道德评价问题。我将把自己限制在具有可观察性的区别的可称之为社会学的那一类对象上。

　　在有关人类利益的任何领域内，自由都是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只有在那种与流行的观点相反的新假设均能完全自由存在的地方才能获得发展。的确，佩雷特认为自由是科学的方法不可或缺的要求：“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由于，一理论在被认为是正确的之前，人们有对这一理论进行充分的怀疑和批评的自由实质上是必不可少的。任何限制，即使是间接的，无论多么间接，如果将其强加于那些选择与它相反立场的人，都足以使人产生对它的怀疑。所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与大多数人或所有人相反的观点，甚至当它触怒了几个人或一些人的感情，甚至当它被普遍地认为荒谬的和应受谴责的时候，也始终被证明是有利于客观真理的发现的。”①还必须指出，对于自由来说，那是可能的，即甚至当它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消失的时候，也仍存在于特定的科学领域内(例如，物理学)。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它在特定领域的继续存在看来是靠不住的，因为这已为现代集权主义政府(特别是苏联和德国)在生物学甚至物理学领域压制和排斥自由的政治干涉所证明。诚如莫斯卡所言，经验似乎表明，自由几乎总是高级的“文明水平”的一个条件。这就是说，自由对于使社会的潜在力量和社会成员的创造力获得充分解放，并使之最大限度地得到发展是必要的。由于自由的缺乏，伟大的发展可以沿着特定的轨道出现--或宗教、或战争技术、或世俗化的艺术风格--但强制地与官方一致不仅在艺术和科学中，而且也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限制了多样化并扼杀了创造的火花。
____________
　　①  参见V·佩雷特著：《精神与社会》 (568)  (tranlaled by Arthur Livi-ngstonand Andrew Bongiorno，Copyright，1935，by 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Inc．

　　我已说过，自由①意味着存在着对执政精英的公开反对。决定性的区别在于，自由使社会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即公开反对观点的存在是对执政精英权力的唯一有效监督。
____________
　　①  我使用“freedom”一词在意义上等同于“Liberiy”一词。

　　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是唯一告诉我们权力真相的人，其它作者谈到的至多只是有关群体而非个体所涉及的事实。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提出的充分的论据是，实际上，一切法规的首要目标无一例外地在于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维持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制约权力的不是理论、不是许诺、不是道德、不是一定的善良愿望、不是宗教。无论牧师还是土兵，劳工领袖还是商人，官僚还是封建主，在寻求对权力的基本使用上相互之间并无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圣徒们可以说是超越于权力之上的，然而，在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中，他们也不免受制于其门徒、教众及追随者。

　　唯有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的制约通过反对派的存在和活动表现出来。使人诧异和幸运的是，反对派制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表现出来的力量，因为任何一个有社会组织经历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反对派，只要让它真正存在并活动着，就足以把擅权行为抑制在一个可接受的程度上，但当所有的反对派都被摧毁的时候，权力可能导致的一切就不再有任何限制。就专制而言，无论何种形式的专制，其为善总是极为偶然的。

　　然而，这是可以争论的，就象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派别所争论的一样。反对派在制约统治者权力方面的影响对于非精英和大众来说其重要性毕竟是有限的。反对派的存在仅意味着统治阶级本身的一分为二，即使“在野精英”取代了执政精英，也不过只是变换了统治者的不同角色而已，被统治的依然是大众。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什么要关心这样的问题?他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

　　事实上，反对派仅是作为整体精英人物中的一个部分。同样，反对派上台不过是统治者角色的变换。反对派的狂热鼓吹者们声称，他们的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这是撒谎，就象这些人常常做的那样。然而，这个表面的结论不应引出根本否认说反对派活动与大众之间有着某种一致性的结论。借助自-由这一途径，通过令人不可思议的间接方式，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无法通过任何直接方式获得的自我管理上来。

　　反对派的存在意味着统治阶级本身的一种分裂。统治阶级这二部分间的斗争纯粹是内部性质的。策略、诡计、甚至暗杀发生在持续地争夺权力的过程中。然而，只要反对派是公开存在的，矛盾就不能仅仅通过当权精英的内部变化来解决，反对派被迫越出当政者的权力范围而采取外部活动的形式。既然统治取决于控制现有各种社会力量的能力，因而反对派总是寻求将这些力量收拢到自己方面，把社会各阶层中那些新崛起的领袖人物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为此目的，他们必须许以这些集团一定利益，一旦成功，则必须至少兑现其中的某些承诺。同时，这一斗争又激励着各个社会集团甚至非精英大众提出新的要求。最后，反对派必须尝试通过对执政精英集团弊端的揭露来摧毁他们的权威。在这方面，他们所了解的远较一般大众多得多。

　　面对众多的攻讦，执政精英集团为了设法维持它的统治，不得不改变立场，同意做出某些让步，至少纠正一些明显招致非议的过失。这样，作为从某种角度来看不过是上层内部两个派别间对立表现的纯粹间接的斗争方式，最终却产生了对大多数人有利的结果。本来是受寡头政治法律铁腕直接和精心控制的大众，却反过来间接地限制和控制着他们的统治者的权力。自我管理的神话通过自由的事实被转化为实在的量度。

　　这些就是政治自由对社会结构的主要影响。然而，正象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一再反复表明的那样，自由的问题并未到此完结。在丝毫不加掩饰的上层政治圈子中，他们不仅仅解释自由是什么和它对社会的意味是什么，而且解释维持它的条件是什么。作为自由核心的与统治者公开抗衡的权力，将不是仅仅依靠某种愿望来维持其活力--除此之外，大多数人无疑更关心其存在的具体方式。诚如莫斯卡所说的那样，这取决于社会中许多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它所需要的不是单一的社会力量--军队、流动的财富、教堂、工业管理、农业、劳动、国家机器，不管它是什么--如果强大到足以吞并其它部分并因此处于可支配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的位置的话。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由于反对派已不具有任何足以制约统治者权力的社会力量，所以，也就不再有明显的反对派存在。只有当社会存在几个不是全部依附于某一社会力量的不同的主要社会力量时，自由才有一定保证。因为只有那时才有能够制约权力的相互监督和制衡。没有任何一种势力、一个集团、或一个阶级是自由的天然保护者，自由是通过那些站在现存的主要权力对立面的人们才得以保护的。不能真正代表被侵占的权力的社会力量，与旧日的宫廷小丑一样，是无足轻重的。

　　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更充分地理解极权主义民主派们的政治目标。他们说，国家只有接受他们的领袖人物的领导，才能成其为国家。人民除了接受他们的领导别无选择。民主是人民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它对于国家来说也是至高无上的。无论何时国家对社会生活另一方面的接纳，对民主而言都是一个胜利。所以，饶有意味的是，对国家及其政治而言，一个蹩脚的专栏作家和叛徒亦是一个抱有严肃态度的批评家。所谓“压力集团”，就象他们所指称的那样，是那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的活动所代表的仅是独立社会力量间的相互作用，而这些对立社会力量作为民主的唯一基础，却是民主的破坏者。教会如果想要有它自己的学校和对立于国家控制的教育系统的话，它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约翰·L．刘易斯如果不同意将他所辖的劳工运动纳入国家劳动组织的话，他就是一个纳粹分子。工业管理部门如果指出国家声称通过抽象的政治目标能够比运用现代技术成果制造出更多的钢是错误的话，就是在与自己的敌人开玩笑。如果教师想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要求方面任意左右课程的话，那么他们就是一些密探。如果农民争辩说，由于没有帮手来给牛挤奶，所有他们不再能提高牛奶日产量，那么，他们就是一些懒虫。怀疑论者们如果怀疑国家控制将导致把所有邪恶都自行从私人垄断者那里释放出来或使报纸广播从所有新闻歪曲中摆脱出来，客气一点说，他们是一些声名狼藉的反动派。

　　民主极权主义者的政策是相互吻合的，与他们对“民主”自理解相一致，在接受统一的反对民主的原则方面也是如此。不是统一而是差别，不是现代国家而是那些能坚持使自己站在国家对立面的力量，不是领导人而是不屈不挠的领导人的反对者，不是迎合官方观点而是坚持批判的立场，才是民主的护卫士。

　　较高程度的自由对人类社会来说，其意义非同寻常。如果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就我们所知的范围来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极权制度更为常见，所以显得似乎极权要比民主更符合人性的多。

　　此外，我们时代特定环境所持的观点十分地不利于民主。佩雷特揭示了一个公社在与其它公社进行的生存斗争中，它的对外力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无需与其公社成员的最大内部福利取得一致。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外部斗争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许多真诚的人认为，即使自由对于内部福利而言无可取代，然而它却无法在外部斗争中挺而反对专制。我们争辩说，自由意味着能量的过多耗散、延误与分割，这种感觉使他们更容易接受自由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看法。

　　于是，在经济结构中，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有助于实现政治自由的经济格局正在迅速地消逝。经济上的私人资本家所有制意味着经济权力的分散和以一种部分地使经济力量与其它社会力量分离的方式阻止了一种占压倒之势的单一社会力量的集中。今天，管理革命的进步正在国家机器的各个方面集中一切经济力量。并趋向于将其它巨大社会力量--军队、教育、劳工、法律、政治官僚、艺术乃至科学统一控制于其中，这一发展也趋向于摧毁那些保持民主活力的社会反对派的基础。

　　否认这两个因素使得我们时代的民主前景变得暗淡是荒谬的。然而，我也不相信它们就足以使民主成为不可能。关于社会的民主结构在对外方面不如极权结构那么强有力，因而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必须予以放弃的争论，在我看来并未得到证明而应有所怀疑。无论争论是否有效，这种争沦无疑都是一种便利的掩饰，在这种掩饰下面，极权制度可以被强加给民主社会。

　　与公开反对派权力相联系的民主，确实经常延误决策，并且毫无疑问把社会力量消耗在内部冲突上。这两个后果削弱了对外方面的力量，但这或许可以通过更为重要的反对极权的民主的另外两个结果来得到补偿。在民主制度中，创造力和个性得到了更多发展和利用的机会，而这些，在极权制度下是得不到表现的。此外，来自反对派公开批评的曝光，致使执政精英不得不纠正那些长期以来一意孤行的或许被证明是致命的错误。

　　反对派这种批判功能只有在民主存在的地方才可能是有效的，其存在的重要性是可以用正反两方面的直接例子来加以说明的。在南北战争期间的许多场合，议会中的“黑人共和党”极端主义者都是一种暂时的障碍。但是，北方如果不是因为受到来自政府和主和派们的辛辣无情的批评的话，那么它能否赢得这场战争就是值得怀疑的。1914年战争爆发期间，来自公开反对派方面的比之平常更大的压力，确实迫使英国领导层几乎至少提前一年将坦克投入使用，从而可能不可避免地挽救了许多生命和更快地结束战争。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如果德国民主的程度已达到允许活跃的、公开的反对派存在的程度的话，它本来也可避免一些重大的战略错误，尤其是苏联战役的错误。在这个国家中，空中力量的极端鼓吹者并没有使他们的整个观点为人们所接受，但他们强有力的公开的宣传运动在纠正那些在军队和政府上层占优势的绝望的过时观点方面无疑产生了主要的影响。如果没有对生产计划，尤其是在钢、铁、石油和橡胶方面的生产计划的公开批评，没有议会调查委员会的关键性的工作，内部战争计划此刻已接近崩溃。

　　就经济威胁而言，在中央极权制的国家机器中，看来很明显的事实是，所有经济力量的充分集中将必然地摧毁民主的基础，因为经济力量在整个社会力量中占有如此巨大的比重。这一在理论上为现代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所论证得出的结论，已在实践中为苏联的历史所证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其它社会力量能有效地保持独立以支持民主。在所有中央极权制国家，一切社会力量不是被消灭就是被同化。在生产结构中的私人资本家财产权力意味着--即使在工业部门中许多托拉斯垄断条件下--经济力量的充分分裂仍然能为民主提供基础。然而，不能由此得出私人资本家财产权力的消灭就必然破除政治民主的每一可能基础的结论。自由或民主，从本章赋予这些词的特定含义来说，已经存在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非资本家的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丁，就象在奴隶制或封建制经济结构中那样。民主确实要求所有经济力量的非集中化，但仍有其它手段而不是资本家所有权来防止这样的集中发生。

　　在过去的年代中，资本家财产所有权已变得越来越有名无实了，如果这种所有权被大量地加以废除，并且在生产结构中的大多数财产所有权也被正式地归并国家所有的话，经济力量还可能被分散。例如，国家本身可能被分离；或者，经济力量可能按功能原则或工团主义者原则被分割：管理者、工人、消费者或不同工业部门，他们可能是作为相对独立的分散的或有组织的团体发生作用的。代替由个体所有者作用组成的旧资本家经济市场的将是一种以职能和工团主义者集团或国家各有关机构的单位的作用组成的新的市场。这种发展并非是幻想，因为在许多方面，近数十年来的结构性经济变化已经为此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者和民主极权主义者都声称，现在要获得民主只有通过集中国家的所有社会力量特别是经济力量才能达到，而这些方面正由他们或他们的朋友这些与人民大众根本一致的人加以管理。保守的旧式的资本家代言人声称，民主与资本家私人财产密切相关，所以只有通过回到私人资本主义才能获得。尽管原因不同，然而这两个集团都是错误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的争论和方案都不过是神话而已，这种神话表达的并非出于为了政治自由的运动而是出于他们双方预期的为了能控制专制的和波拿巴主义的政治秩序的争论、事实上，国家所有社会力量的集中将破坏民主的所有可能性。另一方面，认为资本家私人所有权是政治民主的唯一基础也是错误的，回到私人资本主义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我想，我们没有把握能够阐明，在下一个历史时期中，民主会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某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民主将得以存在。我们知道，它的命运不是由战争决定，也不仅仅是由经济变化决定，甚至也不是由我们正在传播的伟大社会变革的一般特征决定的。政治民主是精英阶层不同部分不可解决的冲突的结果。这些冲突的存在轮流与形形色色的社会力量相互作用发生联系，这些社会力量至少保存了相当可辨的独立性。所以，民主的未来取决于是依靠必要的偶然性还是自觉的设计使社会免于僵化的程度。

　　(温晓红译自“The Machiavellians-Dele nders Of Freedom”，The John Dag Company，1943，第243-254页。)

（本网所发表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仅供参考之用）

文章来源: 四川人民出版社《西方人权学说》

【返回前页】【关闭窗口】

主办单位:中国人权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