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作为理论问题，人权涉及哲学、伦理与历史等诸领域。作为现实问题，它不仅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愈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纪念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50周年，有必要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客观地回顾人权问题的历史，实事求是地分析人权问题的现状，冷静地面对人权问题的未来。

　　人权的特性

　　人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其概念有特定内涵与外延。就其内涵而言，人权是“确保人自身生命价值实现所需享有的权利”。它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外延可据此从几个角度加以解析：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人权包括生存权与发展权；作为人权的社会集合，人权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民族权和国家主权。从这一定义出发，人权大致具有以下特性。

　　一是普遍性。强调人权具有普遍性乃是指人权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相始终，而且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凡是有人存在的地方和时间，都有人权问题；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人权都是一个客观存在，不以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

　　二是特殊性。因为每一个人的具体生命历程都是有限的，都有其特定的生存时间与空间，人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展开与体现必然都是具体的，促进和保障人权的重点与方式也是具体的。

　　在时间上，综观人类发展史，不同时期人权面临的问题各具特殊性。由于人权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人权问题的演变不能不受到科学技术乃至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作为现实人权的理论反映，人权概念人权观念也是历史的产物，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形成和完善，绝非一成不变、僵化的教条。不同时期的人权概念均有其特定内容，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赋予了人权以新的含义，同时又在人权发展史上留下其特有的痕迹。

　　在空间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特定时期面临的人权问题也各具特殊性。由于人权归根到底受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人权问题的演变不仅有其阶段性，而且因各国各地区历史、文化和宗教习俗的差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但面临的人权问题不同，人们对人权问题的看法、关注重点、解决方法也不尽相同。

　　三是扩张性。这有三方面的意义。

　　其一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受科学技术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人权的外延会逐步扩大。如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个人的生存人权只限于满足人的生命延续基本需求的生存权；而且由于人们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应付自然的挑战，他人的生存便成为自身生存的前提，因而有个人之间相互平等。当生产力发展到劳动出现剩余时，少数人便可通过役使、压迫他人占有集体劳动剩余，社会由此产生贫富差别，社会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时，争取和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便会提上日程。

　　其二是说，人们对人权的认识即人权概念与理论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完善，并在空间上加速扩散开来。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面临的人权问题，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在另一特定时期面临的人权主题之一。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人权观念和人权理论，也会经一定时间传播到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出现外来人权观念与本国传统文化习俗相互摩擦的情况，促进和保障人权需要采取易为本国人民所接受的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可强行移植，生搬硬套。

　　其三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人权的社会集合，人权的共有性会逐步增大。如，在原始社会，人权主要是氏族内部具体个人的权利以及部落中的氏族权利；进入阶级社会后，则先有奴隶主阶级内部的个人权利，后有与封建君权、等级特权和宗教神权相对应的市民阶级权利；大工业的发展才使人权突破个别阶级、阶层这一相对狭小的范围，扩展到所有公民的权利以及劳工权利以及妇女儿童权利等等；在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种族权、民族权乃至国家主权则在更大程度上体现着具体个人权利的社会集合。人权的扩张性既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也实现着人权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在人权扩张的过程中，人权本身日益具有复杂性，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和保障人权方面可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它们既要解决这些国家人民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更要解决他们的生存权、发展权以及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

　　四是相对性。所谓相对性，乃是指由于人权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单个个人的权利之间势必既共生共存又相互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的权利总是相对于他人的权利而存在和发展。在文明社会的大多数情况下，单个人的权利构成人权集合即阶级权、民族权乃至国家主权的逻辑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的权利又总是相对于某种集体的权利而存在与发展。人权的相对性说到底就是人权的有限性。就是说，个人的权利不能无限度地膨胀以至于损及他人的权利。人权的相对性，反映到个人与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上，就表现为权利与义务、人权与法制的关系。不顾他人的权利或在谋求自身权利的过程中损害他人的权利，乃是一种犯罪行为。由于人权具有社会集合性，处理国家关系过程中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行径不仅直接违背国际法，而且经常间接甚至直接地损害他国人权。

　　从人权的普遍性、特殊性、扩张性以及相对性出发，便不难对世界人权的现状与未来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并尽可能找出应付现实与潜在挑战的办法。

　　21世纪世界人权面临的挑战

　　由于上述人权诸特性，20世纪后50年的世界人权事业取得不少突破性进展。联合国成立时提出的促进和保障人权的目标有不少已经基本实现，有些一时尚未实现，至少也在实现中。站在21世纪的门槛，展望世界人权事业的未来，我们有理由为过去世界人权的进步庆贺。同时也须看到，促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21世纪世界人权面临的挑战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

　　持续促进和保障21世纪的世界人权事业，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应付如下挑战。

　　第一，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危险仍然存在。世界首枚原子弹试爆是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进行的。53年来，全球各国核试验数目已达2048次。世界上巨大的核武库像一恶魔盘萦于各国人民的头上。美国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其巨大的杀伤破坏作用至今仍令人心有余悸。此外，生化武器的阴影也一直笼罩着全球。

　　二次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使用毒气和细菌。战后，一些国家又在多起局部战争中使用过生化武器。人们预计，随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快速发展，21世纪将会出现新型的毒剂和新的毒素武器。特别要指出的是，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已把生化武器作为制造恐怖事件的重要工具。由于这类事件屡屡发生，已严重地威胁到普通平民的生命安全。1995年3月20日，日本恐怖组织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剂，5500余人因此中毒，12人死亡。另外，走私核原料也将成为恐怖分子涉猎的目标，并以此制造恐怖事件。最近发生在肯尼亚、坦桑尼亚的恐怖暴力事件又一次向世人敲响警钟，人们不禁怀疑，由于国际恐怖主义肆虐，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是否能够能安然成眠。

　　第二，毒品走私、消费屡禁不止。近10年来，毒品生产、走私如洪水猛兽，吞食人的生命，危及社会的稳定，不仅是当今祸及人类的一大公害，而且将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之一。1996年和1997年，仅世界三大毒品产地之一的东南亚“金三角”，其鸦片产量就达2500-2600吨，海洛因200吨以上；西南亚“金新月”1996年罂粟种植面积多达5.7万公顷，产量达2250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最近两年古柯(可卡因的原料)种植面积超过15万公顷，可卡因产量超过1200吨。全世界每年非法销售毒品收入达40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8%。全世界吸毒者约1.9亿人，每年约1000万人因吸毒而丧失劳动能力。尤为今人担忧的是，各国吸毒者队伍中，青少年和妇女的比例在不断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今年6月召开的第52届联大关于毒品问题特别会议上指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毒品的危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境内单独控制毒品贸易，毒品贸易的全球化要求国际社会共同作出反应。他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把21世纪建设成为“无毒世纪”。

　　第三，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环境恶化的直接结果是经济的下降和人类生存受到威胁。18世纪60年代开始于欧洲的那场工业革命促使人类生产技术发生了“大转变”，造就了现代文明，但随之而出现的对自然资源破坏性开采、掠夺性使用、无节制的消费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所有这些都对人类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如海洋和森林受到严重污染和过度开发；温室效应造成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锐减，物种大量灭绝；全球土地荒漠化加剧等。据有关资料显示，现在每年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到下世纪初现有动植物总数的15%～20%将从地球上消失。以被称为人类环境领域三大挑战之一荒漠化问题为例，目前全世界直接受其影响的人口就已超过2.5亿，另有100多个国家的约10亿人口面临着荒漠化的威胁。据统计，未来50年内，将有1.5亿人被迫因此而迁居。全世界因荒漠化遭受的经济损失每年达42亿美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经指出，照此下去，地球将被卷入一场浩劫性社会和经济灾难之中。

　　令人欣慰的是，人们正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人类本身正作为“可怕的破坏者”而受到惩罚，环境权也属于人权范畴。促进和保障人权，有必要使之超越人与人、个人与国家相互间关系的狭隘范围，再次回归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力求建立一种新的机制，进一步确认自然界和人类的权利。近年来，联合国在动员国际社会加强环境保护方面已有所成就。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盛况空前；会议通过和签署《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5项文件，并专门成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具体落实里约精神。

　　第四，人类在微型外科、生物工程、外层空间探测和信息技术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将使人权问题更加复杂化。如，克隆技术已使人类传统家庭伦理处境尴尬；由于信息工业的发展，西方广泛推崇的个人隐私权将受到挑战；贫困家庭的成年人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参与权将大打折扣，其子女则更难充分享有受教育权。

　　第五，贫困问题仍将是2l世纪面临的相当严峻的挑战。由于受上述挑战，21世纪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质量将呈下降趋势，原本应受到重视的发展权问题将更加复杂化。据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100多个国家和16亿人口的人均收入低于15年前的水平，世界贫困人口已由1990年的10亿增至1995年的13亿。到1996年，全球贫困人口已达到15亿，并以每年2500万人的速度增长。据联合国世界统计委员会主席哈尔克介绍，目前全球有文盲13．5亿人。另据1997年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即使在那些最富裕的国家也生活着1亿穷人，3700万失业者。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10年间从400万猛增到1.2亿。如今，全球至少有30个国家的人文发展水平低于1970年。到20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人口有可能占该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出现上述贫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原因，因为发展中国家大多为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也有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及不堪重负的外债造成的因素。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权要求联合国更加关注发展问题，保障这些国家的正当权益。遗憾的是，一些发达国家有意地淡化发展问题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地位，并千方百计地试图将发展权排斥在人权范围之外。据中国吴建民大使介绍，自1992年以来，人权会通过的614项决议，涉及经社文权种的仅为40项，约占决议总数的6.5%。

　　第六，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正成为推进世界人权的障碍。审视墨西哥和东亚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化中，欧美发达国家一方面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同时却凭借其金融信息优势及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主导地位，先是频频对市场发育尚欠完善的国家发动金融袭击，堂而皇之地进行国际抢劫，一夜之间使这些国家损失成千上万亿美元；尔后，它们又往往乘人之危，以提供金融援助相要挟，将其意志强加到陷入危机中的国家头上，迫使它们接受大量不合理的财政经济政策。由此，千百万劳动群众陷入贫困，其基本生存权面临严重威胁。

　　第七，在国际事务中，强权政治以及反人权的维护人权行为仍将严重妨碍更有效地保障各国人权。国际事务现实业已证明，由于人权具有特殊性、相对性和扩张性，某些国家以人权卫道士自居，不问各国的历史传统、现实发展阶段和保障人权目标的轻重缓急，一味谋求将本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他国，不仅不能有效地改善和促进、而且可能严重恶化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而且，由于国家主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其管辖范围内人权的社会集合，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强权政治实际上是对人权的间接然而却是范围更大的侵犯。例如，美国为搞垮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拒不同意取消联合国对伊拉克制裁，业已对伊拉克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造成严重伤害。据英国《独立报》1998年8月7日所刊帕特里克·科伯恩题为“开展运动支持伊拉克人民”的文章，由于制裁，伊拉克5岁以下儿童有27%长期营养不良，9%严重营养不良，24%体重不足，而在制裁之前，伊拉克儿童健康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肥胖。由于供电设备长期得不到维修，供电量只有1990年的40%。医院的早产儿却不得不忍受正常人都难以忍受的摄氏49度的高温天气，因为由于供电不足，刚刚交付使用的日本产恒温箱关不上门。1990年以来，伊拉克的婴儿死亡率增加4倍。联合国在伊拉克的人道主义使团负责人丹尼斯·哈利迪愤然辞职。另据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997年12月27日所刊西泽·切拉拉的文章，由于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古巴人每人每天只有1/4个面包，每周一个半鸡蛋，成年男子摄入的卡路里减少50%，仅1991～1993年，就有5万多人患有医生称为“饥饿神经病”的周边视觉神经病。综合上述情况，人们不难发现，不管此类制裁的借口所起来有那么正当有理，其结果却明显具有反人权倾向。目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包括不少人权活动家开始意识到，制裁政策违背有道主义，不得人心，并呼吁有关国家放弃制裁。然而人们怀疑，这些国家的决策集团及其人权活动家是否有勇气正视现实，幡然自新。

　　鉴于21世纪世界人权面临上述更复杂的挑战，我们寄希望于各国政府及广大有识之士在观念上进行更深刻的变革，理论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实际行动中付出更艰苦的努力，确保21世纪的世界人权事业有进一步发展。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 “面向21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　199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