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早晨，山间飘着薄雾，柔和的阳光穿过云层洒向清流监狱。
   
　　监狱所在地是福建北部山区的林畲乡。清流监狱直属六中队队长范谷（化名）和干警们以必胜的信念开展着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改造判刑入狱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双重打击

　　六中队专门关押福建省被判入狱的男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大多是20岁－40岁的青壮年，过半数人因涉毒犯罪入狱，刑期短则一两年，长则接近20年。

　　六中队副队长吴永春说：“有人形容‘艾感罪犯’是朽木，又是枯木，要改造好很难。”但六中队干警从不言弃，他们坚信感染者最终能健康走出监狱。“不仅我们相信，我们还尽一切努力把这个信念传递给每个服刑人员，树立他们的信心。”

　　2004年，中国在监狱、劳教系统进行了全面的艾滋病筛查。此后，多数省份监管场所对携带艾滋病病毒的服刑人员实行集中关押，艾滋病病人在监狱内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下通常保外就医，在指定医院接受必要治疗。

　　有关人士认为，监所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必须长期坚持，包括“防艾”知识普及，病毒检测，免疫系统功能监测，及必要的心理咨询，因为这项工作“实在太重要了。”

卸下恐慌

　　每天上午10时，六中队服刑人员按照惯例在监舍前的篮球场排队做操。理着平头，穿着统一的短袖长裤狱服，他们看起来没有任何特殊，球场前“珍惜生命，战胜病魔”的蓝色大标语牌在柔和的阳光下格外醒目。

　　早操过后，服刑人员三三两两在球场边找值班干警面谈，其他人随意坐在草地上聊天、晒太阳，表情轻松愉快。

　　范谷知道眼前的和谐来之不易。与全国同类中队一样，清流监狱为这些特殊服刑人员提高伙食标准，免去劳动任务，提供必要的艾滋病防治医疗保障。他说，消除歧视，给感染者战胜病魔的信心是监所“防艾”的关键。

　　中队成立之初，上级领导出于对警员的爱护，在谈话室服刑人员和干警之间设了一道玻璃屏障，还给每名狱警配了厚厚的防护服。

　　干警们不久发现，隔着防护服说话不仅“听的人累，说的人也累”，而且服刑人员会产生对抗情绪。

　　干警决定脱掉防护服，拆掉防护玻璃，面对面与服刑人员交流。“感染者心态特殊，常徘徊在渴望被关注与严重自卑中。只有我们充分发挥人格力量，通过正确的言行，才能感化他们。”吴永春说。

　　由于信任，球场、监舍、走廊常见干警与服刑人员谈心。吴永春说，与服刑人员一同唱歌、打球、喝茶成了干警们习以为常的活动，监区气氛融洽，六中队成立两年来未发生过袭警、斗殴和自伤自残案件。

电视风波

　　在总面积2万亩的清流监狱，六中队监区仅占面积很小的一块地，但这里的条件好。高墙内两层楼的监舍花草环绕，监房内四张平行排开的木床，一头挂着54厘米的彩电，另一头是明亮的大窗，绿树青草和远处连绵的山脉尽收眼底。

　　虽然监区设计及改造理念逐步文明合理，但宿舍电视这个“福利”曾给干警带来意想不到的烦恼。范谷回忆说，有一次，央视10套播出一期讲述中国艾滋病病人的纪实节目，当看到病患家属把病人扫地出门，并烧掉其所有衣物时，服刑人员的情绪起了波动。

　　“想到电视里主人公的今天可能就是自己的明天。当晚，很多人彻夜难眠。”他说。

　　在清流监狱，不到半数服刑人员将艾滋病病毒抗体呈阳性的体检报告通报家人，多数人担心家人过激反应而选择不告知。

　　“严重的歧视会影响到一个罪犯的改造，无论这种歧视来自监狱内或者监狱外。”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说，在高墙内外必须坚持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和消除歧视的工作。

路在何方

　　监禁改造的目的是让曾经的罪犯改过自新，重返社会，但范队长担心感染者刑满释放后，面对一个充满歧视与偏见的社会，他们将走向何方？

　　清流监狱监狱长黄义权说，社会上对艾滋病的歧视眼下已影响了监狱工作。由于关押人数在增长，六中队监区急需扩建，监房也需翻修，但目前面临找不到建筑施工队的窘境。

　　“我们联系了很多施工队，一旦告诉他们要修的是关押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监房，没有一个农民工愿意来。”

　　黄义权直摇头，显得无奈。“要是盖新楼没问题，但要修缮感染者住过的旧楼，他们（施工队）就不来了，即便提高工钱都不来。”

　　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干预专家吴尊友说，监狱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不只是监狱应重视，整个社会也应重视。

　　他说，监所与社会在“防艾”方面脱节。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如果持续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等各项关怀服务跟不上，很可能导致病毒重新传播，高墙内所做的一切努力也因此“功亏一篑”。

　　参考消息  2007年7月11日  法制天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