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太原1月4日电 位于太原市近郊的清徐县王答乡北录树村有家远近闻名的“农民医院”。成立3年多时间来，这所医院解决了全县三分之二人口的看病问题。用当地农民患者自己的话说，“省里来的医生给看病，我们花的却是最少的钱。”

　　这所医院成立于2004年5月，是山西目前唯一一个乡镇卫生院和省级三甲医院联合办院的探索实践。走出城市，立足农村，把扶贫济困病房真正送到农民的身边，是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二院）接手这家医院的初衷。

　　省级医疗水平，乡镇收费标准

　　“真没想到这么好”，这是记者近日在农民医院采访时，听到农民患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不少人告诉记者：“医院大门口的挂牌上写着‘省级医疗水平，乡镇收费标准’，这个牌子不虚挂。”

　　10多天来，徐沟镇刘村村民王唤娥因患胆结石在这里住院治疗。她说：“手术是二院的一位主任给做的，我很满意。到现在我看病花了5000多元。我这病如果去省里的大医院看，起码要花1万元到1．2万元。在这里看病省了不少钱，回头还能报销一些，因为我参加了新农合。”

　　王答乡黑城营村村民董长儿因患脑出血也在这里住院治疗。正在病房里陪侍父亲的董福利对记者说：“住院半个月，我们花了1．3万元。我打听过，像我爹这样住这么长时间，在太原的大医院至少要花3万元。我们村里人有病都来这儿看，不仅便宜，而且不耽搁。手术是二院的大夫给做的，非常好。我爹这病要是去太原的大医院，估计半路上就没命了。”

　　据农民医院统计，3年来医院共接诊农民患者12万余人次，住院治疗3560人次，开展大中型手术1496人次。除一些常见病和常规小手术外，医院还开展了颅脑、脊柱、断肢再植等多项大中型手术，填补了清徐县医疗项目的空白。

　　“虽然手术是省里的专家给做的，但收费仍按乡镇的标准执行。仅这一项，大概就让利农民患者100多万元。”农民医院院长刘军说。不仅如此，医院每年还对全县妇女开展免费健康普查，实行救护车免费接送患者。每年仅燃油费一项，就需要支出7万多元。

　　“人财物”三“托管”

　　农民医院的前身是王答乡卫生院，2004年以前，这里还是一所濒临倒闭的“空壳医院”。

　　北录树村支部书记李金亮告诉记者，当时村里的老百姓看病特别难，到大城市不仅不方便，费用也要增加不少。由于村里的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于是就在原来乡卫生院的基础上，由村里投资，办起这家医院。

　　医院建成了，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却搬不来，还是给农民看不了病。于是，李金亮出面请来了二院的医生。在运行1年多后，二院最终决定对农民医院采用人、财、物三“托管”的管理模式。

　　包括农民医院院长刘军在内，每年二院常驻这里的专业技术人员有20人左右，涉及各科种的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每3个月到半年轮换一次。此外，还有行政人员5人左右，实行一年轮换制。

　　据二院院长肖传实介绍，农民医院的业务收入实行“成本分解”，除返还北录树村一部分投资外，剩余部分全部用于农民医院的再发展。此外，二院对下乡人员照常支付下乡补贴，一些“二线”设备也支援了农民医院。

　　记者在此采访时，遇到二院妇产科主任吴振兰正和几位医护人员进行会诊。她说：“患者到二院看病，挂我的号是10元钱，而且经常是3天都挂不到。在这里挂我的号只要1元钱，而且随到随诊。”

　　农民医院成立以来，吴振兰已累计在这里工作了1年半，对于这里的情况很是熟知：“我们用的都是基础药，所以病人的看病费用确实低，大概只有大医院的三分之一。像子宫全切的病人，在二院治疗大概要花1万元，这里3000元就够了。”

　　二院神经内科的医生马联胜来到农民医院有半个多月时间。她告诉记者：“我们科的医生都要轮流着来，收入虽然比医院少些，但对农民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经常是小病拖成大病，而且医疗知识缺乏，不信大夫的，只偏信广告。来到这里就发现他们更需要我们。”

　　二院院长肖传实认为，与以往的医疗支农“水过地皮湿”现象相比，这才是“托管”的本质所在。

　　王答乡乡长牛志来认为，“托管”模式的另一好处在于减轻了政府负担。杨房乡卫生院院长薛建荣说得更是一针见血：“以往的下乡支农，每人每天要补助50元，加上住宿、救护车等项开支，都要由财政拨付。实际上，这些支农医生并没有扎根下来，起不到有效的作用。”

　　长效支农“三三制”设想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农民医院目前还在艰难地探索中，比如其正面临的人才流失等问题。二院妇产科主任吴振兰对此深有感触：“3年来，我们二院在这里培养了大量医护以及管理人员，但85%都流失到了其他医院，这里成了我们的一个培训基地。由于缺编，新进的大学生只能实行聘用，长此以往留不住人。”

　　实现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的关键还在于“人才”，二院院长肖传实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今年国家给乡镇卫生院配备设备，仅山西就下拨了价值6700万元的设备，全部配齐。可是如果没有人去给农民看病，3年之后它们将成为一堆废铁。”

　　肖传实建议，要想使支农走向长效，应给予乡镇卫生院一定的政策优惠，并不一定是资金补贴，多几个人员编制也可以。他认为，在对乡镇卫生院进行资源配置时不能以“一条尺子量长短”，应依据各自医疗服务能力大小的不同来进行分等级配置。

　　实现人才合理配置的根本，在于进行劳酬体制改革。肖传实说：“目前采取的以晋升职称来推动支农的诸多办法都不治本，必须将支农与医务人员的经济收入等各方面待遇挂钩。”

　　肖传实提出一个“三三制”设想：“首先，可根据公立医院的辐射地域进行支农和支社（社区）的地段划分；其次，参照一些国家实行的‘五三’工作日办法（每周工作五天，其中三天在城市，两天在社区），对医护人员的工作地点进行合理规划；在此基础上，医务人员的经济收入要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由公立大医院出，三分之一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出，三分之一由乡镇卫生院出。以经济收入为纽带，就能把社区和乡镇卫生院都管起来，持久地发展下去。”

　　这位有着30多年从医经历的院长表示，“托管”农民医院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期待看到的是真正的医疗扶贫，而不是走走‘扶贫病房’的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