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泰晤士报》3月22日文章】题：中国的体育压制长城在一点点瓦解(作者著名乒乓球运动员马修·赛义德)

　　我过去一直以为——甚至希望——位于北京的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像宣传所说的那样是个严酷的地方。它被描述成向集权时代的一个倒退，那里的运动员像生活受到严密控制的囚犯，忍受着在西方难以容忍的种种苦难。

　　一天，寒意袭人但阳光明媚，我乘坐出租车来到天坛附近的训练局大门外。中国乒乓球队的翻译一路小跑过来，将我引进了一个世界上体育天才最集中的地方。

　　我们前往乒乓球训练场。首先令我意外的是我在大楼三层看到了我的老对手阎森。他曾是奥运会双打冠军，现在执教女二队。他带我到一张球桌前，让我同他的明星球员对阵。

　　我穿着牛仔裤，这个年轻人不确定我的身份。她有些茫然，但反应敏捷。几个回合之后，她才意识到，我可以同她们当中最好的选手削球。我们做了很好的赛前热身。其他女选手咯咯笑着，并开始模仿我不怎么正规的打法。

　　我们上到五层，中国乒乓男队正在那里打训练比赛。我来到一个小房间，同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张燮林攀谈起来。世界头号选手王励勤坐在一张长椅上，给他的球拍重新上胶，其他人则在门口探头探脑，对我说“嗨”。一名教练蹓跶进来，点上一支烟。这种不拘礼节的气氛比伦敦东区的小酒馆差不了多少。

　　我讲述的这段经历，与多数人的看法形成对照。他们认为中国的体育制度就像苏联的一样，只不过更加邪恶。报道的焦点几乎都是压制的事例(尽管这种事例无疑存在)，造成人们的感觉与变化中的中国体育现实脱节的后果。训练局没有让我想起战俘营，倒让我想起坐落在万塞讷森林深处的法国国家体育运动学院。

　　有意思的是，西方教练急于影射中国体育制度的专制面。常常能听到他们说，他们的中国同行有巨大的有利条件，因为他们可以把要求强加给队员，而这在民主国家是不能容忍的。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不断成功是它逐渐摆脱独裁主义的结果。

　　以乒乓球为例。20年前，国家队队员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由政府控制。他们被迫把奖金交给国家；如果他们在国际比赛的关键阶段相遇，由教练来决定谁将获胜。政治组织甚至介入运动技巧，指导运动员采用传统的直拍打法。

　　如今在中国，运动员可以保留一半的奖金，如果在奥运会拿到奖牌，还有丰厚的物质奖励。许多人拥有有利可图的赞助合同、众多的球迷以及选择打法的自由。如果哪位教练命令顶尖运动员输掉比赛，将受到后者的嘲笑。结果，创造力被源源不断地激发出来，许多人大胆采用新技术，追求个人发展和经济利益。

　　参考消息 中国大地版  2007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