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已50年。今日之世界与50年前有很大不同。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迅猛发展，科技革命加速前进，特别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业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体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切使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已超越纯经济形态，其基本内涵已扩展到更加广泛的领域和层面，包括环境污染的全球化，移民的全球化，犯罪活动的全球化，传染疾病的全球化和毒品买卖的全球化等等。

　　全球性时代呼唤着全球性解决办法，呼唤着代表全球进步方向的道德标准。那么，应当有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的提法是可取的。那就是要正确地处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正如《世界人类责任宣言》起草人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政府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众多人将受损。如果人类靠掠夺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那么，下一代人将受损。”“坚持独享权利会造成冲突……忽略人类责任会导致无法纪和混乱。”出路何在呢?《世界人类责任宣言》提出了“所有具有理性和良知的人，都必须在团结一致的精神下，对家庭和社会以及种族、国家和宗教负责”，这种精神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施密特甚至把这个“古老的规则”称之为“黄金规则”。他认为，重要的是要时时刻刻牢记这一黄金规则，把权利和义务很好地结合起来。

　　由此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古老规则的提出者正是中国春秋时代的圣人孔夫子。他的这一思想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被世界有识之士所公认并被冠之“黄金规则”，不能不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传统美德的高度评价和赞许。对我们中国学者而言，自然有责任与世界有识之士一道，进一步深入发掘和整理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珍贵品，以有助于我们自己的建设事业和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人权事业。

　　其实，依我的浅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只是包含了中国伦理道德和处事规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传统美德中还有更为重要更为积极的部分。例如，我国古代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的名言；孟子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际关系主张；还有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博胸怀。这些内容概括起来都是强调了人对社会的责任，在今天，它们都已成为我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我国社会上涌现出的一批批英雄模范人物--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直至这次抗洪斗争中的高建成，在他们身上无不再现了我国的传统美德，并升华为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价值取向，也就是一种新型的人权观和价值观。雷锋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雷锋精神在表现形式上则是以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勤勤恳恳、忠于职守、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等等为思想内容。我曾遇到包括美国、瑞士朋友在内的好几位国际友人，他们明确表示要以雷锋为榜样，勤勤恳恳地为人们为社会工作。我们知道，人权观、价值观是人权实践的先导。我们发扬我国的优良传统道德和雷锋精神就是为了极大地提高我国人民的人权意识，不断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当我国这些传统美德推广到对外关系时，则体现为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倡导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精神，和他在1963年底至1964年初访问亚非等14国时所提出的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包括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要求任何特权；援助的目的在于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等。这些主张成为反对旧的国际经济关系的锐利武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先声。

　　我国对待1997年7月以来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态度可说是过去对外政策原则立场的一个逻辑发展。当时危机袭击了泰国、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继而又波及日本，连韩国和新加坡亦未能幸免。许多国家经济滑坡、货币贬值。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坚决表示，将竭尽全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决不推波助澜。中国为制止亚洲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他们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恪守自己在国际和地区性事务中所应尽的义务”；“中国在亚洲目前的货币危机中采取的立场值得人们尊敬。”

　　仅此一项就可以证明，中国是很讲人权的，中国作出的牺牲不正是为了捍卫亚洲和世界许多地区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个人人权吗?

　　然而，由东南亚危机也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在全球化的今天，确立正确与进步的全球道德标准即人权观，是多么迫切和重要。

　　说到全球化，我们在肯定其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科技文化交流的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其负面的影响。这里谈的其实并不是一般的全球化，而是今日世界特定条件下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这是一种既充满活力，又残酷无情的全球资本主义。美国经济学博士戴维·科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下，“从本质上讲被那些以盈利为惟一价值目标的巨大企业所支配的全球经济是不稳定的，因为这种结构导致了不平等现象的出现，扰乱了市场，破坏了民主”。“在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形势下”，一方面“让人吃惊的不平等情况正在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资本主义只关注创造金钱的能力，而世界的真正财富正在迅速地遭到破坏”。他举出森林、渔业和矿产资源的逐渐枯竭；人力资源特别是青年女工遭到残酷压榨，工人被强迫当成一次性商品，政治家则被金钱所收买，等等。(见日本《世界》月刊1998年8月号文章《全球化资本主义导致人类日益贫困》)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西方大垄断资本正通过资本输出、国际信贷、国际贸易、技术转让等等各种途径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支配，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再分配。这种情形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时处于威胁之中。正如香港《亚洲周刊》1998年2月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形式上‘全球化’是你情我愿达成‘双赢’，但国际商战中的‘双赢’其实只是强者赢大头，弱者赢小头。一旦碰上风暴，弱者难免成为失败者或牺牲者。”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的作者莱斯特·瑟罗则指出，资本主义除了贪婪和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外并无其它指导思想。他发问道：“一种极端的短期个人主义的学说怎样去强调长期的群体利益?”他甚至不无悲观地认为人类在面临如此众多严重问题的今天，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缺少一整套能够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与价值观，结果是，“最终，有一代人将无法在变化了的地球环境中生存。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想采取任何措施防止自身的灭绝也为时太晚了。”最近日本《正论》月刊8月号在一篇题为《照搬美国模式将使亚洲走向衰亡》的文章中引用了好几位美国著名政治家和学者的深刻见解，并明确指出：“展望21世纪，我们应该以‘公共时代’而不是‘市场时代’作为新世纪的口号。”这些东西方有识之士的看法是振聋发聩的。为了世界的未来，我们不能不大声疾呼，再不能只知索取，而要首先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

　　二

　　为了发展21世纪的人权事业，把占世界人口1／5以上的中国人的事情办好，是我们中国人的首要责任。这就更加需要强调发扬中国传统优良道德，坚持我们正确的价值观和人权观。

　　我们正在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既有积极的道德效应，也有消极的道德效应。其间确也会滋长起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出现许多过去在中国大地上已经绝迹的丑恶现象，例如吸毒，卖淫等等。但是，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绝不容许像资本主义那样以追逐最大限度的个人利润为目标，绝不容许贪婪之风在社会上滋长。市场经济本身也是道德经济，它应当具有道德的合理性，是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与人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一致的。而且，我们的道德建设绝不仅仅定位在简单适应市场经济的层面上，仅仅以市场经济为尺度，而是要为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全面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因此，我们社会的道德建设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的关系。我们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承认，并强调“利”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我们强调的利不仅是个人利益，更重要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这种利益的理论表达则是“义”。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的义和利是统一的。这就是“以义导利，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其实，这种价值观与我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完全一致。这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新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至于说到如何在具体工作中加以体现，我们可以举出多方面的例证。例如，我国发展经济的基本方针是兼顾效率与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鼓励“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此，在努力发展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前提下，大力开展扶贫工作，力争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同时各种社会保险事业也取得显著成就。为了救助失学青少年而开展了“希望工程”，为救助贫困妇女面开展了“幸福工程”，为帮助困难老人而开展了“助老工程”。为解决面临的“人口爆炸”危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使中国的“12亿人口日”推迟了9年，为世界人权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所有这些如果不是以一种正确价值观、人权观为导向是根本无法做到的。而其中就包含了对中国传统美德之继承和发展。事实上，我们国家不断地教育青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也正是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贯穿其间，使它们代代相传。《中国传统道德》已被编成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教材，在青少年中进行广泛的教育。在中国，像瑟罗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的“贪婪的无情竞争力”是要受到正当遏制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侵蚀正被高度警觉地加以抵制。而“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道德观念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新生和发扬。我们欣喜地看到，这种传统与面向21世纪的世界所需要的价值观、人权观是何等的协调一致。不仅对中国人民是如此，对世界各国人民也不乏借鉴意义。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也许会更加容易理解，我们为什么坚决抵制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人权观和只强调权利、自由而不讲责任、义务的价值取向。因为，这已经不是什么一般的哲理和价值观之争，而是如何面向21世纪，求得人类生存、发展的大是大非了。

　　三

　　我们不是幻想家，不会坐等一种进步的全球价值观的到来。一切都要靠人们去争取。要准备走荆棘的路，准备排除干扰。这里同样需要借重传统优良道德的力量。中国文明之所以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具有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连续性并造就过昔日的辉煌，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尚刚、主动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大约三千年前，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易经》中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表明了应有的刚健自为，自强进取的人生态度。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中国文明虽历尽危机而未残斗志，屡经考验而能活泼泼地生存下来。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灾难深重的岁月里，中国文明仍能在危机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后来，毛泽东主席把这一传统加以进一步发挥并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强调在任何时候都把力量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面。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些思想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也是东南亚危机中暴露出的一些国家因过分依赖外资、外援造成的严重恶果，从反面给我们的教训。

　　当然，我们这样讲与盲目自大、闭关自守毫无共同之处。世界一体化的大趋势与改革开放的方针都说明我们必须面向世界，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相互学习。世界各国有许多优秀传统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借鉴。中国文明之博大与深邃这本身就说明她也是不断汲取外来优秀文化而铸成的。在今天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之际，我们愿以诚恳的态度，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朋友一道，通过交流与协商，共同为构建面向21世纪的全球价值观和人权观而努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98年10月